作者：拉姆齐·阿兹丁·拉姆齐 埃及外交家

译者：徐爽心浙外环地中海研究院阿拉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俄乌战火仍在燃烧，在其影响波及全球的同时，各国专家与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对冲突发生的动因及其后果发表各自的观点和看法。本期“青年学者看中东”将刊登埃及前驻德国、奥地利、巴西等国大使、前联合国官员拉姆齐·阿兹丁·拉姆齐于2022年4月21日在《中东报》发表的题为“西方企图在乌克兰击败俄罗斯是灾难性的过火行为”的文章，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对俄乌冲突的缘起进行了分析。现将该文编译如下，译文仅供参考，文章观点不代表本中心立场。

西方国家在制定目标上做过火的例子有很多，尤其是涉及到武装冲突时。同样，西方也常有承诺过头超出其能力范围的情况，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上演的一幕幕则是鲜活的例子，导致最终结果与西方利益背道而驰，并对有关国家和人民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乌克兰危机是现阶段国际关注的焦点，在本文中我将只谈论欧洲的过去与现在，特别是与俄罗斯紧密相关的情况。

西方首次过火行为表现为在一战过后坚持羞辱德国，致使德国人民下定决心重建其民族自豪感，为纳粹主义的出现提供了温床，继而导致了二战爆发。

至于第二次过火行为，就是西方坚持在二战中让德国惨败，彻底摧毁其基础设施和工业，结果造成的实力真空使得一个更强大、更大胆的对手——苏联应运而生，导致了持续约四十年的冷战的开始，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均产生了不利后果的军备竞赛。

在上述两次事件中，德国的屈辱和惨败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在第一次事件中，本可以防止纳粹主义产生，从而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事件中，德国本可以在欧洲中间更快地恢复实力，成为共产主义在东欧传播的屏障，并在欧洲形成一个有分量的能够制衡苏联的集团。

第三次过火行为出现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试图利用俄罗斯的弱点制造既成事实，强迫莫斯科接受在国际秩序中的次要地位。因此，北约和欧盟均通过吸收苏联在东欧的前盟友而加速扩张。然而，西方没有考虑到的是，俄罗斯是一个有强烈自豪感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因此也总有自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国家”的感觉。

这种感觉自己不同寻常（自我感觉）实际上与美国的“例外主义”如出一辙，体现在它认为自己是一个肩负全球改革使命的国家。美国认为其对人类的责任是传播自由和民主，而俄罗斯认为其神圣的责任是提出和传播源自东正教所依据的原则和概念的纯粹道德模式。

西方模式建立在几大支柱之上；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权力平衡的基础上权力在政治体制中的分散，此外还有坚持实用主义的工作方法。至于俄罗斯，它只有集权，并以其道德纯洁而自豪，这反映在其坚持的意识形态上，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东正教。这就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困境：一方面，西方无法同化俄罗斯，另一方面，俄罗斯对西方及其价值体系也并不完全认同。事实上，如果西方文明已经同化了俄罗斯，那么西方将与今天的西方大不相同。

任何对俄罗斯历史感兴趣的人都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俄罗斯精神”具有根深蒂固且绵延持久的特征，无论它的意识形态取向如何，这些特征都反映在其政治体制中：信仰“例外主义”，接受中央集权，存在一种安全情结（安全恐惧症），这源于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经常遭受来自各方的入侵。

正是这些特征导致了俄罗斯无法融入西方体系，并与西方形成了断断续续的对抗局面。然而，并非所有俄罗斯人都将西方视为他们的对手，有些人渴望将构成西方文明的价值体系在俄罗斯本土化，但也有些俄罗斯人同时将自己视为欧洲人和亚洲人，这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与其他欧洲民族主义区分开来。或许这种民族情感的最好例证，尽管是以极端的形式呈现出来，就是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他以著作《地缘政治的基础》而闻名于国际。

俄罗斯人民的例外主义情结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将毫无疑问地促使俄罗斯在其人民在叶利钦时代遭受屈辱之后在西方面前恢复其尊严。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普京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统进行比较。与他们的前任一样，两者的目标都为强调俄罗斯的伟大。戈尔巴乔夫在不超过三十个月的短暂过渡期后接任苏联领导人，而在过渡期期间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掌权，当时共产主义政权迫切需要改革。

我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改革进程，无论后来他发生什么事情，他这一代都将出现另一个人做出同样的举措。

在这里，有必要关注统治苏联以及之后的俄罗斯的几代人。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第一代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和期间形成了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他们参考的是革命前的俄罗斯的境况，当时大多数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在对苏联领导层进行评价时，尽管发生了内战和外国军事干预，可以说革命还是成功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在革命浪漫主义的驱使下，人们相信共产主义制度将成为主导世界的政治制度。

     至于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其政治意识形态是二战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产物。苏联在二战中取得了胜利，即使它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筋疲力尽，但这也意味着苏联的经济状况并不比构成这一代人参考对象的欧洲大陆差，这使得共产主义政权统治世界的梦想得以延续。在这里，值得回顾赫鲁晓夫1956年在西方国家驻莫斯科大使面前宣布苏联将“埋葬”西方的名言。

至于戈尔巴乔夫总统，他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出生的第三代领导人的代表，在二战期间他年纪尚小，因此没有受到革命和二战的直接影响。他们这一代人也见证了世界的重要转变，成为这一代人的参考，苏联人民与西方人民的生活水平之间的明显差距变得越来越难以掩盖，从而使苏联产生了必须追赶上西方物质进步的愿望。

叶利钦统治阶段只是一个难以重复的过渡阶段。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情况一样，俄罗斯也期待改变，试图恢复世界和西方对它作为一个大国，哪怕不是超级大国的尊重。这就是普京总统上台的历史背景。

需要指出的是，代表俄罗斯第四代领导人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出生于二战结束7年后的1952年，他的政治意识形态形成于苏联开始出现疲软迹象的时期。与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一样，即使普京没有担任总统，他这一代人中也将出现另一个人致力于恢复俄罗斯的尊严，也许会以不同的方式，但他也绝不会偏离推动西方尊重俄罗斯利益和安全诉求的方向。这就是乌克兰危机爆发的背景。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俄罗斯人都支持乌克兰战争，虽然也有俄罗斯人反对，但他们并不构成可以影响危机治理决策的关键群体。

因此，将乌克兰危机爆发的责任归咎于普京及其顾问，无视了俄罗斯期望世界、尤其是西方在与之相处中将其视为一个“特殊民族”和“超级大国”的历史愿望。

而这里的潜在危险即是俄罗斯决不会接受在乌克兰的失败。

     因此，西方企图在乌克兰击败俄罗斯将是另一个灾难性的过火行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回归到共处合作的局面，即西方和俄罗斯彼此尊重各自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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