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凌晨，苏丹过渡政府总理阿卜杜拉·哈姆杜克及夫人、数名过渡政府部长、主权委员会成员和政党领导人被军方扣押。军方领导人、武装部队总司令、国家权力机构主权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解散主权委员会和过渡政府，解除各州州长职务，成立新政府。在民众抗议及国际社会呼吁下，哈姆杜克夫妇26日获释归家，其余人士仍被扣押于未知地点。

当日，布尔汉声称此举并非“政变”，而是修正政治过渡进程，承诺军方将致力于组建一个独立的新政府以引导“民主过渡”，直至2023年选举时还权于民。27日，布尔汉又通过官方电视台宣布，免除苏丹驻华、驻美、驻法等6个国家大使的职务。

脆弱的民主过渡进程被突然打断，触发苏丹民众的愤怒。政变发生后，多个支持过渡政府的政治团体、行业协会，如“自由与变革联盟”“专业人员协会”，呼吁公众进行抗议，拒绝军方发布的实施紧急状态和暂停宪法文件部分条款的声明。

喀土穆等城市的抗议者们在街道上点燃轮胎，封锁部分道路和桥梁，越来越多的商店和工厂停业停工，以抵制军队推翻过渡政府，维护革命成果。据苏丹卫生部称，军方驱散抗议者的行动已导致7人死亡，至少140人受伤。

苏丹民众以极大热情走上街头，以生命为代价守护民主过渡进程，与军方进行一场力量不对称的抗争。布尔汉则指责政治团体煽动平民反对武装部队，为军队的所作所为辩护。

对于苏丹来说，这场政变究竟是救赎国家还是加剧灾难？

军人干政深埋祸根，经济危机触发政变

受英国殖民统治留下的南北分治痼疾拖累，自1956年独立以来，苏丹经历了数次军事政变和两次内战。1989年，军队强人巴希尔政变上台，1993年改任总统，并在1996年和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连任。2005年苏丹第二次内战结束后，巴希尔继任总统。随着2011年南苏丹共和国独立，苏丹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丰富的石油等矿产资源，国家经济陷入停滞。

单一的经济结构，落后的工业基础，复杂的种族和宗教矛盾，持久的无能统治和政治混乱，外加延续几十年的国际封锁和制裁，导致苏丹持续积贫积弱，上下不满。2019年4月，苏丹军方发动政变，罢免巴希尔并成立军事过渡委员会。同年8月，过渡军事委员会宣布组建11名军方代表和平民代表组成的联合主权委员会，负责国家民主转型。根据权力分享协议，主权委员会包括由过渡时期军事委员会选出的5名成员、主要反对派联盟挑选的5名成员，以及双方同意的另一名成员。主权委员会由军方人员担任主席，任期18个月，此后则由文职人员担任这一职位，直至过渡时期结束。布尔汉代表军方担任委员会主席，哈姆杜克被任命为过渡政府总理。

多年以来，军方对国家政治的深度参与，让文官与军官的关系异常紧张。过渡进程启动后，高级军官始终操纵着过渡进程，以免失去特权地位，丧失攫取经济利益的机会，因为军方控制着经济创收的关键部门，如港口、金矿和牲畜出口。文官政府为了与军方对抗，推动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2019年革命期间军方所犯暴行，激化双方矛盾。

此外，文官政府打击腐败和取缔非法交易，也成为影响双方脆弱平衡的另一因素。因为军方不仅控制着相当比例的国家预算，军方公司还享有税收减免等优待，且经常被指控在承包项目中贪污腐败。

除了党派纷争，过渡政府还面临严重的民生危机。随着近期经济危机的升级，苏丹通货膨胀率超过400%，燃料、水和食品价格上涨，小麦和药品短缺。军方则借机指责文官政府无法向苏丹人民提供基本的商品和服务。9月21日，装甲部队奥斯曼少将领导的大约40名军人发动政变，企图夺权，此次政变被过渡政府挫败。随后布尔汉发表讲话称：“有人试图坐稳权力宝座，但我们尚未看到政治力量谈论选举或民之关切，解决民之担忧。”

政变夺权重走老路 国家再陷双重危机

很显然，军方以“治理无能”为由发动政变，意在打击文官政府，以便重新洗牌，巩固军方对国家各方面的掌控。但是，这种与民主政治大潮背道而驰的老式政变，只能导致苏丹军方自我孤立，进而加剧国家经济危机和国际困境。据报道，布尔汉在政变前两天曾会见美国驻非洲之角特使杰弗里·费尔特曼，提到因与文官政府关系紧张，军方“或许将采取措施”。政变发生后，已离开苏丹的费尔特曼对政变“极度震惊”，并称 “军管违反苏丹宪法宣言，并使美国援助面临风险”。

分析人士认为，除了传统的舆论批评、停止提供经济和金融援助、威胁制裁涉事军官，受制于30多年外交中断的影响，拜登政府对苏丹政变的干预力度有限。2020年12月，美国政府将苏丹从“支恐国家”中移除，这原本有利于苏丹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减免，换取国际社会的经济援助；但是，政变导致美国态度趋于强硬，将重创苏丹军政府，并加剧苏丹当前的经济困境。因为苏丹所依赖的国际财政支持，取决于是否能向文官统治和平过渡，美国法律规定政府不得向推翻民主政治进程的执政政权提供任何援助。

事实上，政变发生后，美国已宣布停止向苏丹提供价值7.5亿美元的援助。这对苏丹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不仅这笔援助本身至关重要，而且华盛顿的这一姿态，势必影响其他国家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开发和融资机构的相关政策。欧盟已跟进美国立场并表示，如果苏丹局势不能立即恢复，欧盟会暂停财政援助。非洲联盟也在10月27日宣布暂停苏丹会员资格。如果军事接管政权导致暴力骚乱延续下去，苏丹必然陷入政治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双重灾难。

地区国家对这场政变的态度各不相同。据悉，布尔汉发动政变前得到了埃及和沙特的支持。布尔汉与埃及总统塞西个人关系密切，在埃及与埃塞俄比亚的复兴大坝争端中，夹在中间的苏丹倾向于埃及。塞西支持布尔汉政变，除了国家利益，也能给自己当年通过政变推翻民选政府进行合理性背书。至于包括沙特在内的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则希望未来苏丹新政府能加入自己的阵营，以对抗伊朗，遏制“什叶派之弧”势力向非洲之角的扩张。以色列在去年与苏丹实现关系正常化后，积极开展以农业为重点对苏外交，愿意在红海周边扶持一个新伙伴。

联合国安理会10月26日结束关于苏丹事变的闭门会议，但是没有达成一致立场。俄罗斯代表波利安斯基当天表示，不应将苏丹事态描述为“政变”，而应由苏丹人民自己定义。但是，苏丹各地的示威抗议显然已经说明了问题，即布尔汉政变缺失合法性。

此外，苏丹两个最大反叛团体——达尔富尔的“苏丹解放军运动”和南科尔多凡州努巴山区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对过渡政府较为信任，军方夺权后，威胁将重新与这两支武装进行较量，无疑，这场政变豪赌将使苏丹人民面临更多的血光之灾。

一位苏丹民众控诉：“人们今天愤怒的原因，首先是食不果腹，有时甚至无法养活孩子，汽车里也不再有汽油。”面对这场政变，国际社会应该同情和支持无辜的苏丹人民，而不是同情政治博弈中的任何一方。长期被经济困境和政治僵化束缚的苏丹，经历过短暂“光荣革命”并取得些许进展后，政治转型又遭逢新的挑战，何其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