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介入”到“迂回”：阿拉伯左翼文学的流变
修 蕊 邹兰芳
内容提要自20世纪40年代末，阿拉伯文坛逐渐兴起了一股蔚为大观的左翼浪潮，并在纳赛尔主义的助推下达到发展的巅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和“60年代辈”作家的共同努力下，阿拉伯左翼文学既架构起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桥梁，与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汇合，又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实现了“小说”这种“舶来品”的真正本土化、民族化及大众化，为阿拉伯当代小说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和艺术空间。
关 键 词 阿拉伯左翼文学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60年代辈”作家
作者简介修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在读博士研究生、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阿拉伯现当代文学;邹兰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阿拉伯现当代文学、阿拉伯传记文学。
阿拉伯近现代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是“继承了阿拉伯古典文学遗产，并通过翻译运动引进、借鉴西方小说加以消化的结果”，这已是学界的共识。但阿拉伯近现代小说在其发轫初期深陷在“异域浪漫”的泥沼中，“西方小说清新的气息使阿拉伯译者和读者对翻译小说几乎达到饥不择食的地步。一些作家开始囫囵吞枣地学习这些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
1919年埃及反英运动爆发后，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激活了阿拉伯世界进步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唤醒了其作为国家文化和政治急先锋的意识。他们发现模仿西方小说创作出的“教谕小说”和“娱乐小说”无法回应阿拉伯世界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急需一种接近生活和人民的叙事内容和形式，使文学回应时代的需求，负担起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的责任。于是，自20世纪20年代起，阿拉伯文学实现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向，涌现出了以埃及作家塔哈·侯赛因为代表的一批现实主义作家，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剖析阿拉伯社会，为20世纪50年代阿拉伯左翼文学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一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直接介入
阿拉伯左翼文学的勃兴离不开法国存在主义思潮和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阿拉伯世界在历经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惨败及1952年埃及自由军官革命带来的短暂的乐观后，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作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巨大转变。阿拉伯左翼知识分子渴望通过一种新的文学样式介入现实，在阿拉伯世界的彻底解放和社会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此背景下，在黎巴嫩和叙利亚广泛传播的法国存在主义思潮引起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关注。黎巴嫩作家苏海勒·伊德里斯在其创建的《文学》杂志上多次介绍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及法国存在主义大家萨特的“介入文学”。《文学》杂志自发行以来，迅速成为阿拉伯世界，特别是马什里格地区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熔炉，其所倡导的“介入文学”亦成为该地区文坛探讨的焦点。
从外部的社会背景来看，阿拉伯文坛对“介入文学”的吸收与接纳带有时代的烙印，是左翼知识分子对20世纪四五十年代阿拉伯世界局势的回应。从文学内部的发展动因来看，“介入文学”的风靡是对40年代蔓延阿拉伯文坛的历史小说及并未销声匿迹的浪漫主义小说的纠偏，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及与当下社会和政治的关联。但“介入文学”最终并未成为文学流派，而是在阿拉伯马克思主义学者手中重新被赋予了生命。左翼知识分子在苏联文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结合阿拉伯社会与时代的需求，有意识地将“介入文学”纳入既有的文学批评范式中。
1954年，黎巴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侯赛因·穆鲁瓦代表阿拉伯作家协会黎巴嫩分会出席了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二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这次莫斯科之行使他与左翼思潮的影响来源发生了直接接触。他发现，苏联作家在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苏联文学始终与为保卫国家而战的军队站在同一战线……在战争期间，苏联作家通过参战或教育民众，使他们了解法西斯对世界，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威胁。
苏联文学与人民之间构成的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独特互动”使穆鲁瓦意识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许也会对阿拉伯文学和文化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借此，他开始了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长期接触，携手一批志趣相投的左翼知识分子，如埃及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哈茂德·艾敏·阿利姆、阿卜杜·阿泽姆·阿尼斯等，以《道路报》《埃及人报》《公众报》等左派杂志为阵地，赋予文学批评新的使命。
在穆鲁瓦的领导下，阿拉伯左翼知识分子“提出为人民而创作的口号，以反映下层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无产者的斗争为己任”。他们把“民族”与“阶级”两套话语整合起来，实现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的本土化移植，见证了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蓬勃发展，对阿拉伯文学的“向左转”起到了关键作用，极大地推动了阿拉伯左翼文学的发展进程。
在此背景下，阿拉伯各国的作家们重新审视新的时代精神，为工农大众而书写，创作出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如埃及作家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的《土地》（阿文版1954年，中文版1980年）、《坦荡的心灵》（1956年）、《后街》（1958年），拉提法·泽亚特的《敞开的门》（1960年），尤素福·伊德里斯的短篇小说集《最廉价的夜晚》（1957年）、《英雄》（1957年），叙利亚作家哈纳·米纳的《蓝灯》（1954年）、《帆与风暴》（1966年），伊拉克作家阿伊卜·塔阿迈·法尔曼的《枣椰树与邻居》（1966年）等。
其中，谢尔卡维的《土地》是“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划时代力作”，上文提到的阿利姆和阿尼斯称之为“现代埃及小说史上的一次飞跃”。小说艺术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初伊斯梅尔·西德基执政时期农民阶级的悲剧和苦难，刻画了哈迪和娲赛发这一类新的农民形象，他们为争取灌溉用水、保卫土地，与封建势力及政府抗争，反映了埃及农村的觉醒和变化，彰显了农民在追求民主、自由与公正过程中的集体力量。
谢尔卡维始终高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选取宏大的现实题材，恪守明确的社会批判精神，反映广大底层民众利益诉求。他曾说道：“40年代的埃及面临的是政府和封建主义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对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走这条进步的道路，这条人类解放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谢尔卡维的创作与前一代被视为“象牙塔知识分子”的浪漫保守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谢尔卡维借叙述者“我”的独白提及埃及小说家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的《宰乃白》，委婉地指出其对乡村生活的呈现具有理想化和欺骗性的倾向。
我很希望我们的村子也能跟小说里宰乃白住的地方一样，过着太平日子：农民不会为了争水而殴斗；政府既不断他们的灌溉用水也不强夺他们的土地，不派黄制服的人用皮鞭抽打他们；那里的孩子不吃土，苍蝇也不落在他们美丽的眼睛上。
虽然海卡尔在《宰乃白》一书中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揭露了封建传统、礼制等对人民的压迫，批判了当时农村社会的落后和愚昧，但小说整体的浪漫主义情调决定了其在乡村描写和小说情节上与现实的脱节，以及社会批判的局限性。而谢尔卡维笔下的人物具有清晰的社会认知和阶级意识，“西德基吃的是白面饼，他没见过村里人吃的玉米饼子，喝的是水龙头里放出来的冰冷的水，不是从水缸里舀水喝”。在反抗的过程中也不是一个主人公力量的凸显，而是集体行动的开展。关于灌溉的请愿呈文的准备过程充分彰显了集体的力量，全村人民都积极参与到呈文的起草过程中，提出想法、意见，然后在“愉快的哄闹声中”，一个接一个地在上面签名或盖章，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自己在集体命运中所发挥的作用。
归根结底，《土地》是农民为获得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过程。谢尔卡维借全村人的精神领袖——哈苏奈之口，一再告诫所有人，要“去读报纸”，“去了解”，“去理解”。正是这种“进步”意识，使小说中的人物发生了一些巨变：哈迪在监狱里和开罗学生的接触中逐渐认识到“个人”在祖国解放、社会进步方面所担负的责任；迪亚布从一个为了自己田地浇足水而去偷别人水渠里的水的自私之人成长为为了维护他人土地不惜与政府官员打斗的男子汉。甚至整个村庄都获得了宝贵的团结，从为了争夺灌溉用水的权利“疯狂地互相殴打，好像他们彼此素不相识，不曾友爱过……每个人都恨不得把对方扔进深井里，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到最后为了保护苏维立姆家的棉花与警察公然对抗，被集体关进村公所的电话室。虽然小说的结尾对村里集体反抗政府的结果还没有定论，但个人和村庄作为一个整体经历了一场决定性的变革，预示着一个思想觉悟提升、人民团结的新时代的开启。
综观20世纪50年代主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它们的共同特点如下。第一，小说的关注点围绕爱国主义展开，无论是社会、经济或政治的主题都以某种方式与革命和建设的时代精神交织在一起。第二，小说主人公不再是历史人物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工农阶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多出身贫寒，扎根乡土，他们的创作来源于生活，反映人民的心事和忧虑，由此完成了从写“关于人民”的小说向写“为人民的小说”的转型。第三，提供了不同于批判现实主义的新的农民形象。前一代知识分子在创作中关注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力量，侧重刻画被压迫“个体”的悲观、绝望和屈辱的情绪，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历史进步的动力和社会中正在发展的新力量。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底层人民既不是左翼作家滥施同情的对象，也不是左翼作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麻木形象。反之，他们性格刚强，富于反抗精神，逐步成长为历史的主体和自己命运的主人。第四，以实现理想社会为指向，具有强烈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这是50年代阿拉伯文学对1952年埃及自由军官革命胜利的主动回应，小说中人物多对国家、民族、社会富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全力以赴投入改造外部现实的任务中，渴望在一个尚未失去信心的社会中实现自我发展和社会变革。第五，叙事语言更加趋向大众化、民族化。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本中，“语言”成为一种政治策略和叙事策略，有意地发出底层民众的声音。
诚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有其历史价值，在民族解放与思想变革方兴未艾的20世纪50年代，是鼓舞人民超越“小我”，投身“集体”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政治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诞生的温床，却一步步钳制住了文学创作的向度，使文学的他律性凌驾于自律性之上，文学逐渐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走上公式化、刻板化、脸谱化的道路。60年代以降，社会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国家独立、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梦想很快被威权主义、腐败蔓延和阶级分化击碎，尤其是1967年“六五战争”失败后，纳赛尔主义在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崩塌，阿拉伯世界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和与“他者”的关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因不能适应后革命社会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表达民众的绝望感、分裂感，而趋向衰颓，逐渐被“60年代辈”作家的实验派小说所取代。
二 “60年代辈”作家与阿拉伯左翼文学的向内转
“60年代辈”作家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主要有：埃及作家苏那欧拉·易卜拉欣《那种气味》（1966年）、阿卜杜·哈基姆·卡西姆《人的七天》（1969年）、杰马勒·黑托尼《吉尼·巴拉卡特》（1974年）、爱德华·赫拉特《拉玛与龙》（1979年）、巴哈·塔希尔《朵哈絮语》（1985年），苏丹作家塔伊布·萨利赫《移居北方的季节》（1966年），约旦作家加里布·海勒萨《笑》（1971年），黎巴嫩作家哈娜·谢赫《泽赫拉的故事》（1980年）、伊勒亚斯·胡里《白色面庞》（1981年），沙特作家阿卜杜·拉赫曼·穆尼夫《盐城五部曲》，巴勒斯坦作家伊米勒·哈比比《乐天的悲观者赛义德·艾比·奈哈斯失踪奇案》（1972年）、杰布拉·易卜拉欣·杰布拉《找寻瓦力德·迈斯欧德》（1978年）等。
这一文学群体中的作家大多成长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时期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环境中，深受马克思主义浸染，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但60年代以降，阿拉伯共产主义运动历经波折，左翼知识分子生存环境趋于恶劣，面临镇压、监禁、流放的命运。埃及小说家沙菲克·马卡尔在谈到这一代作家的困境时说：“他们急于揭露真相，但受制于无法改变的落后状态。他们被抛到一个两难的境地，既不能浮上地面，在阳光下行走，也不甘心退缩到黑暗中去，只能大声疾呼由这个无法控制的境况导致的渴望和痛楚。”而此时，萨特、加缪、卡夫卡、詹姆斯·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等西方现代主义大家的思想和作品在阿拉伯世界被译介，得到强烈的反响，同时荒诞剧在贝鲁特和开罗兴起。以上所述为“60年代辈”作家提供了表达社会剧变，规避政治监控的理论基础和叙事话语。由此，也形成了一种将阿拉伯文学从现实主义的叙事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现代主义文学话语空间。
“60年代辈”作家的创作呈现一些共同的表征。他们的作品规避了正面的伦理道义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中高举革命旗帜，振奋人心的英雄被“反英雄”——“失去信念的现代人”所取代，苦闷、彷徨、挫败是他们的普遍心绪，隐退、疏离是他们的集体抉择。如苏那欧拉·易卜拉欣在他的半自传体小说《那种气味》（1966年）中，描写了一位虽获假释出狱但行动仍受当局严密监控的“叙述者”的单调生活。这类“反英雄”还包括穆尼夫《地中海之东》（1975年）、赫拉特《拉玛与龙》（1979年）等“监狱文学”中的主人公，以及埃及作家尤素福·盖伊德和易卜拉欣·阿卜杜·迈吉德等人笔下为生活挣扎的边缘人物。
他们笔下的“反英雄”形象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共同形塑的产物，消极态度的表象下涌动的是抵抗的血液。正如塔希尔所言：“60年代辈”作家的创作是“对纳赛尔革命后社会弊端的抗议和反叛，更是对时代变革的呐喊”。无论是苏那欧拉·易卜拉欣在《委员会》（1981年）中对萨达特时期经济开放政策的公然谴责，还是塔希尔在《朵哈絮语》（1985年）中对纳赛尔时期“国有化”对个体意识的践踏的揭露，抑或是穆尼夫在《盐城五部曲》中对石油经济的辛辣批判，“60年代辈”作家的创作始终与现实对话共生，是对历史之厚重和历史之负担的一种全新表述。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作家并未止步于对西方现代派元素的借鉴，而是深入遗产中寻觅艺术之根，对其进行创造性复兴，以重构独特的民族文化。黑托尼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既精通阿拉伯传统文化，钟情于苏菲主义，又熟谙西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潮，巧妙地将“传统”和“现代”熔铸在他的创作中。在《吉尼·巴拉卡特》（1988年）中，黑托尼借鉴了史传的结构布局和语言风格，以真实历史学家伊本·伊亚斯之笔记录了16世纪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真实人物巴拉卡特的发迹史，批判了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的强权政治，借古喻今映射了“六五战争”之后埃及政局的黑暗现实。而《显灵书》（三卷，1983~1986年）、《都市之广》（1985年）和《落日的呼唤》（1992年）则是黑托尼对苏菲遗产的深耕之作。以《显灵书》为例，作者运用苏菲主义的显灵观念构建了一次穿越时空的生命之旅，分别见证了自己出生前的事件，游历了古代，并以超然的眼光重新体验了自己所经历的国家大事，最终完成了自我感悟的旅程。这部小说的创作源于作者父亲的去世，但他的真正意图是“由死生发出对生命延续的渴望和对生命意义的认识”。与此同时，作者在游历过程中回顾了纳赛尔和萨达特执政期间埃及面临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其政治意图不言自明。
在文禁森严的后革命民族主义国家中，“60年代辈”作家背离了传统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借用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技巧，在叙事策略上也呈现出共同的特点。他们突破了现实主义叙事的外部现实决定论框架，转向了形式探索、精神追寻和生存叩问等方面，汇聚成了一股“向内转”的集体潮流，传统全知视角让位于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视角，搭建起阐释的迷宫，线性叙事被意识叙事所取代，呈现出碎片化、模糊化的特点。
杰布拉·易卜拉欣·杰布拉在《找寻瓦力德·迈斯欧德》（1978年）中灵活运用多声部复调、多头并进的非线性叙事结构，通过八个叙事者的感觉和回忆，展开对瓦力德失踪案的调查。最终通过多重限知视角彼此呼应，共同构成一幅完整的拼图，呈现出一幅巴勒斯坦流散知识分子的群像。这种叙事方法在“60年代辈”作家的创作中随处可见，比如塔伊布·萨利赫的《移居北方的季节》（1966年）、尤素福·盖伊德的《埃及本土上的战争》（1978年）等。而埃及作家阿卜杜·哈基姆·卡西姆、叶海亚·塔希尔·阿卜杜拉等则擅于运用内心独白、时空交错等意识流手法，通过主人公的内心轨迹映照残酷的现实。这种“向内转”的趋势反映出“60年代辈”作家对周遭世界的拒斥和对主流价值体系的质疑，蕴含了他们对一个更公正、更自由的价值体系建构的期待。
总而言之，“60年代辈”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大胆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元素，着力挖掘“反英雄”充满异化感和拒斥感的内心世界。另一种创造性回归“遗产”，承续历史，映照现实，力图弥合断裂的民族文化传统。无论何种创作维度，都是以重构主流价值体系为旨归。这在叙事上表现为拒绝传统的叙事权威，试图寻找能够表达时代弊病的新文学形式和叙事技巧，从而在内容和形式上整体完成对现实主义的反拨，以一种“新感觉”为60年代阿拉伯社会把脉，肩负起那个时代的先锋文学使命。
结 语
从阿拉伯左翼文学流变的历史语境来看，阿拉伯左翼文学经历了一个“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断裂与整合的过程。50世纪风靡阿拉伯文学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公开宣告与“个人主义”的决裂，倡导集体精神，寻求对时代经验的集体性重构。60年代以降，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内涵的左翼文学传统已不能反映时代浪潮，淡化和消解人为赋予世界的意义成为时代的客观要求。但在地缘冲突频仍、民族争端迭起背景下产生的阿拉伯文学是“天然的左翼文学”，“有别于西方的纯艺术和消费文化，甚至也不同于德勒兹的‘小文学’的概念”。因此，“60年代辈”作家虽转向个体经验的书写与思考，却不失“集体”的底色，是对现实的一种更为自由的象征化表达。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和“60年代辈”作家的共同努力下，阿拉伯左翼文学既架构起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桥梁，与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汇合，又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实现了“小说”这种“舶来品”的真正本土化、民族化及大众化，为阿拉伯当代小说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和艺术空间。
From “Intervention” to “Roundabout”: The Changes of Arab Left-wing Literature
Xiu Rui Zou Lanfang
Abstract:Since the end of the 1940s, there has been a great left-wing wave in Arab literature. It reached its zenith, fuelled by Nasserism. Under the joint efforts of socialist realist writers and the Sixties Generation Writers, Arab left-wing literature links realism and modernism. This confluence with the trend of world literature development and is rooted in the soil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It has realized the real localization, nation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novel, which is an imported product. This has opened up a new development path and artistic space for Arab contemporary novels.
Keywords:Arab Left-wing Literature; Socialist Realism; the Sixties Generation Wri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