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术导读
近年来，关于“社交媒体是否让人更快乐”的讨论越来越多，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欧美国家，这些建构于欧美经验之上的学术结论，能否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地缘政治复杂、文化传统深厚的非西方社会？
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在第9章发布了一篇研究——《Social Media Use and Wellbeing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重点讨论中东与北非地区的社交媒体使用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合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2018—2024年的跨国调查数据，并辅以大量区域研究成果来回答这一问题：当社交媒体深度嵌入阿拉伯社会之后，它究竟改变了什么？
这项研究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并非简单给出“社交媒体有害”或者“社交媒体有益”的结论，而是提出了一个更现实的观点：真正影响人们幸福感的是“使用多久”“怎么使用”以及“在什么社会环境中使用”。该研究指出，中东与北非地区（MENA）的社交媒体使用率高居全球前列，其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深深嵌入在该地区独特的家庭纽带、集体认同以及数字监管等文化与政治图景之中。于他们而言，社交媒体不仅是娱乐工具，它也承担了新闻获取、身份表达、社会连接、商业消费甚至情绪投射的功能。尤其在年轻人中，社交媒体已然成为一种生活空间。研究发现，当人们每日使用社交媒体超过5小时后幸福感会明显下降；高频刷社交媒体的人更容易感到压力和抑郁。
二、 作者介绍
本章由五位长期致力于幸福经济学、质量生活研究及社会福祉分析的国际跨学科学者共同撰写：
马丁·布格（Martijn Burger）：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伊拉斯姆斯幸福经济学研究机构”学者，兼任荷兰开放大学及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教授，专注于幸福感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决定因素研究 。
塔利塔·格雷林（Talita Greyling）：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经济学教授，质量生活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 。
斯蒂芬妮·罗斯（Stephanie Rossouw）：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学者，长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主观福祉 。
弗朗西斯科·萨拉西诺（Francesco Sarracino）与吴丰宇（Fengyu Wu）：来自卢森堡国家统计局（STATEC）的资深研究员，主要从计量经济学和跨国比较视角审视数字化对现代人生活质量的双重效应 。
三、 核心理念：社交媒体并不天然有害，但“重度使用”会改变人的生活感受
高饱和度的“重度依赖者”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社交媒体使用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在2023-2024年间，多数MENA国家有超过80%的受访者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研究将“重度使用”定义为：每天使用社交媒体超过5小时。在部分国家重度用户已经达到成年人总人口的20%—40%。黎巴嫩甚至接近45%。Z世代、男性、单身、世俗化程度较高及高学历、高收入群体是重度使用的绝对主力。很多人持有“越富裕的人越理性使用手机”的观念，但研究发现数字化程度越高的人，往往使用程度越深。
5小时“福祉拐点”
这篇研究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社交媒体对幸福感的负面效应存在明显的阈值，而5小时是一个“临界点”。轻度和中度使用者与不使用者相比，幸福感差异并不明显；但一旦超过5小时，个体的心理福祉就会出现断崖式下跌。研究用机器学习分析发现，每日使用社交媒体3小时后人们开始更容易觉得自己“不如父母”，5小时后压力与抑郁显著增加。社交媒体带来的幸福感下降是“阈值型”的，长期沉浸式刷手机之后，人的心理结构会慢慢改变。
数字世界带来的“跨代挫败感”
文章认为重度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生活质量比父母一辈要差。在控制了经济和人口学变量后，这一跨代差距依然有意义。作者引入了赫希曼的“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来解释这一现象：中东年轻一代虽然受教育程度和数字化程度远超父辈，但在现实中却面临着有限的职业流动性和经济放缓。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精致生活”和全球化成功叙事，无限拉高了他们的比较基准，从而将现实中的阶层固化转化为了强烈的数字幻灭感与相对剥夺感 。研究还特别分析了“influencers（网红）”现象。单纯关注网红并不会显著降低幸福感，真正引发问题的是“重度用户＋深度参与网红消费”。网红所展示的内容本质上是一种“高度包装的成功生活”，而这种生活对大多数普通年轻人来说其实难以实现。
名家评介
中东媒体研究学者博尔赫斯-雷（Borges-Rey）团队及阿布伊（Abbouyi）等人在早期的文献综述和多国电话调研中就曾指出，中东地区关于“成瘾性/问题化社交媒体使用”的实证文献长期处于稀缺状态。本章基于Arab Barometer具有全国代表性样本的计量研究，有力地填补了中东数字福祉研究的黑箱，克服了以往研究过度依赖“便利样本”（Convenience Samples）的局限性。
正如幸福经济学派学者所言，本章的宝贵之处在于向我们展示了技术如何在中东的特定土壤中“折射”其影响力：它不仅是一个关于自我控制力与情绪调节能力的心理学问题，更是一个宏观的结构性问题——当技术赋予了年轻人无限的视野，而现实体制却无法提供对等的社会上升通道时，数字连接最终反而成为了加剧主观剥夺感的助推器。
结语
“社交媒体既不会天然伤害幸福，也不会天然提升幸福，相反，关键取决于使用方式，以及数字生活所处的社会环境。”
“Social media neither uniformly harms nor benefits wellbeing. Rather, outcomes depend on the intensity and mode of use, as well as the social environments in which digital life unfolds.”
从尼罗河畔的短视频刷屏，到海湾国家高度饱和的数字生活，社交媒体已经彻底嵌入阿拉伯世界的日常肌理。这篇《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的研究没有简单把社交媒体视为“洪水猛兽”，也没有把技术浪漫化。它呈现的困境既折射了全球数字化时代的共性压力，也呈现出本土转型的特殊阵痛 。在“连接一切”的虚拟空间里，如何重构阿拉伯社会的数字韧性将是未来中东社会学与传媒研究必须持续回答的时代之问。
信息来源
https://www.worldhappiness.report/ed/2026/social-media-use-and-wellbeing-in-the-middle-east-and-north-afr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