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溪学者看中东】冷战后三十年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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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晓霖日期：2021-10-07 12:43:53
内容提要 后冷战时代的中东，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激进极端主义思潮出现新特点，使中东国家政治文化处于持续不断的调适与重塑中。中东国家在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政治强人塑造强人政治模式，中东国家军队的政治角色依然存在，教俗政治并行发展，王权政治显改革活力，部落政治尚存空间，彰显中东政治发展的特性。与此同时，源自中东国家地区安全困局的牵动，以及域外大国的失当干预，加剧了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延缓了地区国家政治转型的进程。
关 键 词 后冷战时代 中东 政治思潮 政治形态 政治发展环境
作者简介 马晓霖，浙江外国语学院“西溪学者（杰出人才）”、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教授（杭州310023）。
1991~2021年，冷战结束已整30年，这30年间世界政治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东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同层面的、复杂的互动关系。与此同时，地区政治又有其特点，并且中东政治发展仍然处于演化和重塑进程中。中东地区政治发展值得进行系统回顾与总结，不仅因为它经历了诸多重大事件与变化，而且对于展望未来中东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
从纵向的历史角度看，中东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进入深刻的转型期，交织着传统与变革的复杂态势。从横向的政治发展领域看，30年来，中东政治的变化，表现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党政治、政治权力结构、民族和宗教、地区国家间力量消涨与地缘政治变化等诸多方面。面对30年中东政治发展的宏大叙事框架，鉴于学界对于中东政治民主化的阶段性特征已有一定研究，本文则以社会政治思潮、国家政治形态等为研究切入点，管窥过去30年中东政治发展的变与不变。
思想潮流是大到世界、小到国家和民族在某个时期的认知共识和价值取向，也是驱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它或许舶自海外，或许源于本土，或袭于经典，具有较强的感召力、动员力和组织力，并被相当庞大的人群所认可、接受乃至盲从。冷战后的中东在世界思潮冲击和洗礼下，也见证了诸多本土思潮的勃兴和疲软。民族主义的此起彼伏，民粹主义的滥觞，乃至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的发酵，这些思潮深刻影响了中东政治和社会变化，并给中东的政治文化打下丰富且具有地域特色的烙印。
冷战后的30年，广大亚非拉国家摆脱美苏对峙、博弈的国际环境，转而寻求国家发展，尤其是振兴经济。而民族主义作为“建立在血缘、地域、经济、政治、文化为基础的社会思想观念”，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呈现动态性演变特点。一国的外交事务是其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政的延续，因此政治思潮的变化既体现在国内政治发展层面，也体现在外交层面。
第一，阿拉伯民族主义持续走向式微，是冷战后中东民族主义兴衰变化的最大特征之一，也为其他民族主义和内部宗派主义滥觞提供了发展空间。当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勃兴于纳赛尔领导的阿拉伯统一运动，折戟于1979年的埃及同以色列媾和：阿拉伯世界首次陷入大分裂，阿拉伯民族主义被埃及民族主义所取代，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从此走上衰败之路。冷战结束前夕，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利用本国力量强盛、埃及被阿拉伯国家孤立和伊朗爆发革命陷入内乱而发动两伊战争，试图重举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旗，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阿拉伯世界的人心，并使阿拉伯民族主义重现光芒。然而，萨达姆政权于1990年悍然入侵和吞并科威特，再度使阿拉伯世界陷入更为严重的混乱、分裂和对抗，也为美国进入中东提供了口实。在随后爆发的海湾战争中，第一次出现阿拉伯国家协助西方联军击溃伊拉克军队、阿拉伯国家为美、英制裁和控制伊拉克提供基地及便利的情势，也撕碎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大旗。
冷战后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继续处于退潮态势。1991年美国开启马德里和平谈判进程，将以色列与具有领土争端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聚到一起进行谈判，但由于实力不对等、诉求不同，阿拉伯四国未能建立统一战线而共进退，而被以色列逐个攻破：1993年与巴勒斯坦达成《奥斯陆协议》，1994年与约旦媾和。上述状况体现出国家民族主义高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本质所在。而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剧变再次重创阿拉伯民族主义。此后，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均出现由阿拉伯国家联盟主导、引入外来势力策动内战和多国战争的悲剧，彻底地将阿拉伯世界推入阵营化乱战，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前所未有地深度卷入阿拉伯内部事务，且持续至今。2020年，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介入下，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相继对巴勒斯坦进行“越顶外交”，抛弃阿盟长期坚持的“土地换和平”共识和底线，在巴以和平未取得任何进展的前提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当然，美国因素只是外推力，阿拉伯民族主义空心化、海湾国家身份政治重新洗牌组合、阵营化斗争激烈、阿拉伯海湾君主国与民族宿敌以色列联手对付更急切、更危险的伊朗，才是真正的内驱力。2021年5月，巴以大规模冲突再起，加沙地带伤亡惨重，但一些阿拉伯国家仅泛泛谴责以色列，也不乏保持沉默者，再现了前三次冲突中哈马斯已成“阿拉伯弃子”及和平进程异数的尴尬处境。土耳其和伊朗对哈马斯的声援支持，既诠释了哈马斯被内部孤立的原因，也凸显了阿拉伯阵营更加分崩离析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继续衰落的现实，反衬出非阿拉伯力量对中东格局的有力塑造。伴随阿拉伯民族主义衰微而生的是其他民族主义的勃兴，也即阿拉伯国家整体力量下降，却逆向助推了其他主要民族力量的上升。
第二，伊朗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伊朗影响力持续向本土外扩张也是冷战后中东地缘格局和力量体系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其内生力系波斯帝国历史荣光自豪感推动的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和抬头。1991年海湾战争打垮西边强邻伊拉克，2001年阿富汗战争又击溃东向战略威胁塔利班政权，伊朗得以安心其战略扩张计划，并在反以（反犹太复国主义）烟幕下向中东腹地渗透。事实上，冷战后的伊朗不仅继续巩固此前与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政府构建的反以联盟，1993年《奥斯陆协议》达成后，伊朗又通过反对巴以片面媾和而与由8个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政党乃至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哈马斯、杰哈德等宗教团体组建的“抵制阵线”逐步走近，构建其南线反以联盟，将势力触角进一步深入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腹地。进入21世纪以来，伊朗对哈马斯等反对和平进程力量的资金支持和武装援助渐次浮出水面，尤以2002年1月红海巴勒斯坦货船“卡林娜-A”号走私事件为标志，导致以色列和美国政府公开抛弃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关于伊朗势力进入阿拉伯世界腹地，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004年就敏锐地观察到，“一个新的什叶派新月带正在包围阿拉伯世界，其始于伊朗，穿越伊拉克至阿萨德控制的叙利亚……终于什叶派占人口35%并拥有强大民兵真主党的黎巴嫩。”阿拉伯剧变爆发后，阿拉伯世界空前动荡，伊朗西进屏障进一步破碎，沙特和伊朗展开对整个中东势力范围的角逐，并逐步凸显了伊斯兰两大派系的博弈色彩。“伊斯兰国”崛起后，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倚重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武装在地面战场清剿恐怖势力，并制衡沙特等逊尼派国家输出瓦哈比主义意识形态。至此，伊朗的势能得到自16世纪萨法维王朝中兴波斯文明后的最大释放：伊朗不仅与美国等世界六大国签署确保自身核权利的伊核协议，还应邀出席叙利亚问题多边会议。尽管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伊朗政策发生反转，但已改变不了基本事实和既定格局：伊朗地缘影响力已东至阿富汗，西抵地中海，南至非洲之角，北到高加索。中东传统难点巴勒斯坦问题，以及近年的叙利亚战争和也门战争，伊朗均在其中拥有相当话语权和影响力。而拜登政府执政后期望与伊朗重新对话，沙特亦表示愿意从也门撤军且改善同伊朗关系，这标志着伊朗民族主义在过去30年的漫长相持中影响力达到新高。然而，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艾敏·赛卡尔教授所言，无论美国还是阿拉伯国家，或非阿拉伯盟国，都不想让德黑兰从自己的政策失败中受益。因此，伊朗面临战略困境和孤立将是长期而艰巨的。
第三，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兴起。“新奥斯曼主义”肇始于厄扎尔当政时期 (1983~1993年),成型于正发党执政以后 (2002年至今)。它把土耳其视为一个与其自身的穆斯林身份能够和平相处的、拥有伟大感和自信的国家。这种国家定位标志着冷战结束后土耳其精英不再盲目西顾，而是发现作为拥有伊斯兰文化特质的东方大国，不可能被西方基督教世界纳为同盟血亲，于是，在1991年大选中，成立仅8年的伊斯兰繁荣党因获得13%的选票而一鸣惊人，1995年繁荣党获得2138%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尽管这个开宗明义反对世俗选票而成为强调土耳其人的民族独立、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的政党，两年后被世俗派和军方合围而下台并因为“违宪”而解散，但其核心力量转而组建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其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的精神也被基本继承。随着2002年正发党获得大选胜利，此后“新奥斯曼主义”得到全面推进，也标志着“新奥斯曼主义”作为土耳其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在奥斯曼帝国被埋葬百年后重新崛起于中东。从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两个维度来说，“新奥斯曼主义”强调重新思考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重新看待和评价奥斯曼遗产，由此它不仅具有了政治和社会维度,而且体现在对外政策领域。伴随着冷战后30年的国内、地区和国际环境变化，土耳其积极介入地区事务，这种表现也是一个渐进过程。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土耳其将其作为提升“新奥斯曼主义”影响力的外交工具，如2003年土耳其在联合国高调谴责以色列修建隔离墙，2009年土耳其领导人指责以军对加沙发动的“护刃行动”，2010年土耳其“马尔马拉”号人道救援船硬闯以色列加沙海上封锁线，2019年土耳其召集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谴责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主权归于以色列之行为，2020年8月埃尔多安不顾以、美反对在伊斯坦布尔会见哈马斯领导人，并强调耶路撒冷对于土耳其而言，不仅仅把它看作一般性的地缘问题，那里还保留一战时期奥斯曼帝国进行抵抗的历史印记，重申了土耳其对这块主权争议城市的话语权。伊核危机爆发后，土耳其也曾试图联合巴西斡旋美、伊矛盾。在阿拉伯剧变发生后相关国家政治转型过程中，土耳其前期支持阿拉伯街头运动和反对派势力，大力宣介融合东方伊斯兰文明与西方现代化的“土耳其模式”，后期积极干预阿拉伯国家内政，包括支持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支持沙特对也门进行武装干涉，又介入卡塔尔与沙特的派系博弈，深度干预叙利亚战争并3次发动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武装建立所谓安全区，派兵参加利比亚内战并乘机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划分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土耳其上述行为彰显其在奥斯曼帝国解体后显著推高了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的影响力。
第四，库尔德民族主义获得巨大发展。冷战体系崩溃后，随着海湾战争及伊拉克、叙利亚等政治强人统治的削弱，库尔德民族主义也呈现上升之势，并在阿拉伯剧变及之后的动荡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海湾战争结束后，美、英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单方在伊拉克设立“禁飞区”，保护和支持南部什叶派和北部库尔德人的武装反叛，由此开启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国中之国”时代，此后中央政府几乎无法插手库尔德事务，甚至政府军不得进入库尔德地区。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阿拉伯民族主义继续衰微，甚至伊拉克国家认同遭遇严重挫折，库尔德武装则在联邦制架构下保留超级自治地位，包括必要时有权进行独立公投。2017年，基于内部利益争斗和与联邦政府博弈权益，伊拉克库尔德人执意独立公投并获得通过，虽然公投结果在联邦政府、周边国家和国家社会高度一致反对下流产，但这让中东库尔德人生活的诸国政府颇为紧张，也是库尔德问题产生百年来最接近实现民族独立（局部）的一次努力。几乎同期，叙利亚库尔德人问题也因内战及“伊斯兰国”武装肆虐而突然爆发，他们由武装自卫而起并在美国扶持下走出传统生活区，甚至一度与伊拉克库尔德人形成自卫同盟，扮演了抗击“伊斯兰国”武装的重要角色，也逐步强化了分离主义诉求，单方面设立所谓“联邦区”。尽管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崛起和做大被土耳其3次大规模越境武装弹压所制服，但是，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已为世人所关注。
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朗民族主义、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库尔德民族主义四大中东民族主义思潮在冷战后持续演化与发展。首先，它使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政治介入渐增，而经历2011年阿拉伯国家剧变冲击后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已无力深度参与地区政治事务。其次，中东各国内部政治生态和政治秩序亦发生了诸多变化，如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以色列政治极化导致国内身份政治现象突出，伊朗全力维系伊斯兰政体与政治秩序，土耳其政治重现伊斯兰化且延伸到对外关系领域。再次，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均面临民族分离主义的威胁，出现了强社会弱政府、重身份政治轻国家认同的态势，不利于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构。而从整个中东地区的区域政治发展来看，中东长久泛滥且彼此恶性竞争的狭隘民族主义使各民族均难以有效开展区域合作，实现协同发展。
冷战后的30年是中东各种民粹主义泛起和大流行时期。它通过几个浪潮，结合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对中东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社会发展和地区格局都形成强烈冲击，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精英治国模式和自上而下的改革（政变）样本，也催生出反体制、反精英、反主流和反美西方的激进主义、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所有版本的民粹主义都对精英阶层、主流政治和现有政治体制抱有怀疑和敌意。
民粹主义在政治学上是个新概念，但从治理学角度而言，它是与人类发展演变相伴而生的古老理念，就是“人本”或“民本”主义。置于中东这个框架内考察，从人类历史上首部最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到比希腊罗马早两千年出现的两河流域保民官和公民自治制度，再到金字塔工匠带薪施工现象，乃至延续至今的部落社会成员平等原则，都表明民粹主义在中东具有久远历史。
这种平民主义思潮经过伊斯兰教的提纯和淬火，变成中东社会民众的共同底线，如穆斯林皆弟兄、真主面前人人平等。穆斯林既可以认同真主在人间的代治者，也可以判断其背叛真主（塔克菲尔）失去合法性而合理推翻之。宗教的神圣性导致中东国家特别是伊斯兰国家世俗治理者，几乎没有人敢于公开倡导无神论乃至信仰多元化，即使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也至多做到废除哈里发制度和推行政教分离，而不敢从信仰上改造大众。至于阿拉伯政治强人，如埃及之萨达特、伊拉克之萨达姆，利比亚之卡扎菲，为了巩固统治而渲染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以迎合大众认可和拥戴。伊朗巴列维国王发动的“白色革命”改革之所以失败，硬伤之一是脱离国情和民情，过度实行全盘世俗化、西化，导致伊斯兰革命的发生。因此，在中东考察任何社会思潮，不能脱离其由来已久的民粹主义。中东民粹主义的另一个现实基础在于，以反帝反殖斗争为动力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在战后中东催生一批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新政权，北非的埃及、利比亚、突尼斯、苏丹，西亚的叙利亚、南也门和伊拉克等，在很长时间内都宣称实行不同形式的共和制政体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在世俗治理层面又赋予民粹主义以新的合法性——共和、共有与共享，即便这些新政权的建立大多数是依靠军事政变和知识精英联手由上而下变革而来。中东民粹主义长盛不衰的第三个现实且古老的基础是部落文化和血亲传统，它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民众对中央政府的认同。虽然部分国家通过部落协商和利益分享，巩固了君主制的统治与稳定，但这种古老的民粹主义对中东国家传统治理模式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力。
冷战后30年，中东地区阿拉伯民粹主义的发酵至少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结合改变了巴勒斯坦政治生态，严重冲击了以法塔赫为核心的巴解组织领导巴勒斯坦事业，使巴勒斯坦问题进入哈马斯执政和随后的两派长期分庭抗礼时代，也由此给予以色列迟迟不作让步的现实理由，因为巴勒斯坦缺乏统一的、合法的、有效的谈判代表。发生在2021年5月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其背景之一就是民粹主义者不仅协助哈马斯巩固了传统地盘加沙地带，还为其在约旦河西岸开拓了新疆土，以法塔赫为代表的传统精英势力愈加羸弱。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讲席教授大卫·帕特森几年前曾预言，由于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A、B、C 三类地区持续和强大的存在，以及美国戴顿将军督导的巴自治政府武装力量的活动，哈马斯崛起的条件并不完备，但排除上述两种因素，可以预料哈马斯将统治西岸。事实上，这个预言离现实越来越近，并成为阿巴斯担心哈马斯获胜而推迟巴勒斯坦大选、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的诱因之一。另一方面，阿拉伯民粹主义的集中体现就是阿拉伯剧变，这是自中东爆发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以来，规模最大、波及最广、影响最深远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也是美国试图发动颜色革命都未能撬动的一次原生性、自发性和草根性变革潮流。它直接终结了一些中东国家以往依靠军事政变更替政权和选择国家发展道路的治理模式，而且至今还在探索发展的进程中。
冷战后中东民粹主义的发展对国家政治发展的作用具有复杂性。一方面，推动中东国家传统政治治理模式转型，如巴希尔、布特弗利卡等长期执政的国家领导人因治国理政有效性不足等原因走下政坛，各国政府更加认识到经济治理与民生问题系政权巩固稳定之根基。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思潮的极化、泛滥会引发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因为民粹主义存在强烈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易与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合流，不利于社会共识的凝聚和发展资源的整合，进而掣肘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
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三种层次和程度不同的政治学概念，激进不代表极端，更不是恐怖，但激进想法、意念、纲领乃至行动，如果不加控制或受到反向刺激，就可能向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演进。冷战后，中东政治发展的现象之一，是激进主义逐步演变成极端主义，最终上升为恐怖主义，并持续扩散乃至更新换代。
中东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并非新生事物，它几乎伴随着中东漫长历史。即使在现当代，它们也行之不远，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黎巴嫩内战、阿以冲突、土耳其库尔德分离主义运动引发的三种极化思潮为人们熟知。如果将之置于世界现代史大框架下进行考察，上述三种极化思潮之所以不能与特定民族和宗教挂钩，是因为它的确不能代表特定民族和宗教。事实上，冷战后世界其他地区也出现过形形色色，或左或右，或教或俗的极化社会思潮，如爱尔兰共和军、泰米尔猛虎恐怖组织、秘鲁光辉道路、意大利红色旅等等。但是，中东地区的三大极化思潮的确引发颇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它的缘起、发酵和扩散与冷战后的世界、地区格局密切相关，但关键在于国家治理的失效，如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R布劳尔所言，由现代化和世俗化所引起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产生了一场文化和宗教的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改革，冷战阵营开始解冻，东西方关系大幅缓和，苏联从阿富汗战场撤军。而阿富汗战争的副产品是为本·拉登为核心的“基地”组织准备好基干队伍、实战经验、努力方向和实验场地。约6 000名阿拉伯圣战分子“卸甲归田”且无所事事，海湾危机的突发并将美国领导的几十万“新十字军”引入海湾伊斯兰世界腹地，这无疑触怒了本·拉登等激进分子，他们激烈抨击沙特政府的亲美政策。伊拉克军队被西方和阿拉伯盟军轻易击溃，则从民族和宗教情感两个层面再次极大地伤害本·拉登及其追随者，而战争造成的灾难以及战后西方部队滞留不归，进一步激怒了这些激进分子。海湾战争引发的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大分裂，整体力量进一步弱化，使得原本因历次中东战争而仇视西方及阿拉伯政府的本·拉登及其后来接班人埃及人艾一曼·扎瓦赫里更加满怀失望与仇恨。1991年，美国又开启马德里和平进程。当年，对现实失望至极的本·拉登继续“圣战”并与政府对抗，彻底走上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的迷途。自此10年间，“基地”组织相继在也门、阿尔及利亚、索马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地袭击美国及盟友目标，美国则在伊斯兰世界发动战术或战役行动，“基地”组织由此通过穆斯林伤亡而培育更多反美西方成员，吸引更多激进和极端分子加入“基地”组织。而“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相继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极力剿杀“基地”组织，该组织受到重创，其残留势力只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落区活动。2011年5月2日，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军击毙。然而，不期而遇的阿拉伯剧变导致“基地”组织死灰复燃并迅速向西亚、北非回卷，最终畸变出更加野蛮、残暴和危险的“伊斯兰国”武装，它通过割据叙利亚和伊拉克两个主权国家领土而封疆自立，改写中东地缘版图，直到2018年后逐步被击溃并终结政权化存在，重新进入分散和蛰伏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此称“伊斯兰国”失势是其“虚假叙事的证据”，“他们已失去所有威望和权力。”
无论如何，从激进主义到极端主义，再到恐怖主义思潮的流变，其背后积聚的能量与强大的潜在社会动员能力均难以忽视，尤其是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暴力活动以成建制武装袭击民众乃至国家武装力量的行动，都显示出其不可小觑的组织能力，对相关国家和整个中东地区政治稳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伊拉克、也门和叙利亚受到上述三种极化思潮的影响尤甚，政治发展失序，政治运行受阻，政局动荡不定。从整个中东国家发展来看，三种极化思潮极大地阻碍了国家、民族、族群内部的关系调和与利益协商，使得政治发展在各个方面都存在强大的张力和阻力，而且极易破坏现代政治治理的制度建设和体系建设。
中东国家除以色列、土耳其、塞浦路斯等个别国家外，基本归为两大类：共和制政体和君主制政体。尽管这两类政体权力来源不同，但都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持续至今的“第三波”政治民主化浪潮，在使民族和宗教传统与自由民主制相结合方面持续进行了独特的探索，形成带有浓烈的中东特色的政治形态。
20世纪20年代初，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依靠卓越战功击败列强，对外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对内力倡改革开放，大刀阔斧割除积弊，积累起极高威望，引发全民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也开启战后中东的强人政治时代。此后，伴随着民族独立运动和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干涉主义和分治巴勒斯坦，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相继产生一大批魅力型领导人，他们在国内斗争或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几十年，也曾对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初期建设建立过卓越功勋。然而，随着冷战体系崩塌和地区格局变化、国内民主政治发展，尤其是阿拉伯剧变分两个冲击波猛烈涤荡并基本终结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威权体制，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执政23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31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41年）、也门总统萨利赫（31年）、苏丹总统巴希尔（30年）和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20年）先后走下政坛。
然而，强人政治形态在中东并没有因为老一代魅力型领导人及其政权垮台而成为历史；相反，它以某种形式再次走向中东政治的舞台中央。尽管以色列并非威权政治体制，但是，被誉为“以色列恺撒”的内塔尼亚胡直至2021年成为该国任职总理最长（15年）的领导人。正义与发展党在埃尔多安领导下，经过近20年励精图治，改变延续几十年的“军强政弱”政治生态，牢牢掌握政权，而且通过发动“反恐战争”严重打压了反对派阵营，不仅形成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还借助推动修改宪法、改议会总统制为总统议会制并延长总统任期，建立了强人政治模式。埃及虽然经历“一·二五”革命，践行议会道路并产生了第一个民选政府和非军人背景总统，但执政仅一年的穆斯林兄弟会执政党及穆尔西总统被军方以合理借口夺权颠覆，军方领袖塞西在投票率严重不足的前提下当选总统。随后，他又推动议会修宪获得更长任期，开启“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时代”，也证明强人政治在埃及民主化浪潮后的回卷。在叙利亚，巴沙尔总统及其国民经历了阿拉伯剧变冲击波、宗教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代理人战争的洗礼，2021年5月，他在叙利亚总统选举中以95.1%的得票率获胜，成功连任，7月开启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国内多数民众和主要政治派别对强人政治的接受是其蝉联总统的因素之一。
强人政治的核心是政治强人，强人政治何以可能？这与其所面临的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度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国际秩序或地区秩序的变动程度越剧烈，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族群、宗教群体等跨国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状态越严重，政治领袖就越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社会动员以服务于自己的强人政治。冷战后，中东大国牵制的绳索逐步松弛，各国获得更多自主发展空间，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兴盛，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频发，更是为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的全球政治增加了诸多不稳定因素，这成为诱发强人政治回潮的原因。政治强人可在重大事件和危机时刻展现其强硬意志，对外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对内重视民生并迎合民粹主义，基本都能获得较高支持率进而赢得较长执政时间。政治强人当政是当下强人政治模式在不同国家的体现。
中东国家大多脱胎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统治，军队在推翻西方傀儡或赶走列强而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确立了军队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关键性角色。无论是土耳其、以色列，还是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在很长时间内，军政关系密切，形成利益联结。冷战后的中东，除阿拉伯君主国外，中东国家的军队作用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十分突出，进而体现出权力结构的地区特征，并使整个国家的政治治理乃至经济治理依然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美国外交委员会中东问题专家斯蒂芬·库克认为，中东国家的军队不仅在指导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工业化、制度化和改革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还是稳定国家政局的关键变量。
以色列实行全民兵役制，除犹太教正统派学生和阿拉伯人可免除兵役外，堪称全民皆兵。其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基础是军工企业，并逐步发展成为非常典型的军民两用企业。冷战结束后，以色列的总体战略安全环境已大为改善，但以色列追求绝对安全及和平冒险的策略，不仅多次发动针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打击，并且频繁出境作战，置国际法于不顾，体现了军队意志在国家决策中的地位。尽管以色列不许军人干政，但脱下军装从政是以色列政坛的惯常现象，包括已故总统佩雷斯、已故总理拉宾、沙龙，前总理巴拉克、前联合总理甘茨等，军人履历和独特的安全焦虑使以色列的政治、外交和经济都会受到军事因素的影响。
土耳其在确立凯末尔主义为国策后，军队一直发挥监国护宪作用，并4次直接或间接解散民选政府临时接管权力，且掌控土耳其的经济命脉。但是，这种状况随着正发党逐步掌控国家而被打破，埃尔多安通过多次挫败未遂政变，彻底将军队置于文官政府管制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军队的经济行为由来已久，它通过军人互助基金会广泛涉猎国家经济领域，并融入国家主导性的发展战略，由此形成了军队的经济特权……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力虽显著增强，但目前对军队的经济行为控制依旧有限。
伊朗军队在国家治理中一直扮演着职业军队的角色，也被伊朗权力核心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加以制衡甚至压制，反而成为一支比较纯粹的国防军。伊斯兰革命卫队因为直接向最高领袖效忠，因此掌握着超级权力和资源，包括控制战略武器、核项目及海外军事行动，也掌握着能源等经济命脉。由于受制于意识形态和防范西方价值观颠覆，革命卫队的僵化与刻板也直接影响到经济政策，特别是对国民经济有重要作用部门正常运转与发挥，成为妨碍伊朗经济正常发展和对外交往的制度性障碍。随着美国对伊朗革命卫队制裁的加剧，这种安排的弊端愈加凸显。大部分国有经济和关键部门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掌控，形成经济议题政治化及积重难返的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现象。从长远看，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政治、经济领域的干预并不利于伊朗未来的政治与经济发展。
在阿拉伯国家中，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等国也存在类似情况，不仅国家领导人多半出自军队，而且军队控制着主要的国有经济部门，也成为培养人才的蓄水池、解决或缓解就业压力的缓冲器。以埃及为例，几十年来，埃及军方一直作为整个国家组织性最强的一支力量参与国家经济建设，为埃及的经济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埃及的军队经济帝国是一个涵盖农业、工业、外贸、服务业等领域的庞大经济体系。在阿尔及利亚，该国的军队掌握着这个国家的实际权力，控制和支配着整个政治体系。过于庞大的队伍、半工半经的体制，严重制约了阿拉伯国家军队的职业化发展和现代化水平提高，也不利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包括普遍存在的社会阶层固化、利益集团专权、招商引资困难、管理决策僵化、腐败积重难返，以及加剧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
中东地区是宗教信仰积淀颇深的文明发祥地，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密不可分，且相辅相成。冷战结束后的30年，中东各国并没有因为现代化持续推进而弱化宗教信仰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相反却因为世俗治理陷入停滞，大众对宗教的迷思被唤醒。前文所述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往往与宗教思想相互利用甚至互为表里，进而在中东引发新一轮的政治宗教化或宗教政治化运动。
在伊朗，什叶派神权政治的伊玛目治国体系历经40年发展，至今仍具有宗教政治与民主政治二元相结合的特征。在以色列，虽然号称教俗分离、政教分离，但被保守教派认为不合教规而建立的“第三圣殿”一直束缚于犹太教义教条，包括举国严格遵守“安息日”，允许极端正统派哈瑞迪的学生免除兵役，乃至通过立法强调国家的犹太人优先和至上地位，都是政教互动的表现。尽管有40%的犹太人并不信教，但在以色列特别是犹太群体中，很难区分宗教与民族进而形成事实上的“教族一体”。在土耳其，自繁荣党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正发党主导这个世俗国家，泛伊斯兰化趋势日益明显，从限制公开销售酒精制品到鼓励妇女戴头巾，从积极充当逊尼派穆斯林群体的地区庇护者到将索菲亚宗教博物馆变更为清真寺，从埃尔多安言必称安拉到参与对耶路撒冷主权归属的争夺，从同情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到支持被沙特瓦哈比势力围攻的卡塔尔……过去30年，土耳其的政治潮流始终并行着一条或明或暗的主线，那就是重拾伊斯兰国家身份，重塑伊斯兰大国地位，与美欧期待的价值认同方向渐行渐远，而其本质是要在泛突厥主义旗帜之侧，再竖起一面泛伊斯兰大旗，确立本国的地区超级大国或者伊斯兰信仰体系下的超级大国地位。
在22个阿拉伯国家中，政治和宗教很难严格界定，教俗力量时而合作，时而摩擦，其目的在于争夺民心和执政地位。除前文所述的几股典型的激进或极端宗教思潮外，宗教力量在阿拉伯世界抬头是冷战结束后的普遍现象，并且在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实践，甚至和平获得最高权力。而阿拉伯剧变再次唤醒被强势政府压抑的信仰意识，极大地壮大了各国宗教团体、党派参政议政的队伍，甚至在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和巴勒斯坦等传统世俗社会和平、合法地赢得执政地位。究其根本，并不在于古老的宗教体系更能解决现代和当下问题，而是控制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政权没有为国民找到发展和繁荣之路。在没有第三道路可选的前提下，折返宗教学说，向《古兰经》和《圣训》寻求破茧之路自然成为一些阿拉伯大众的选项。也有阿拉伯学者认为，中东伊斯兰复兴浪潮是反对殖民主义的副产品，贾旺·贾利比在其编著的非洲系列研究第七卷之《阿尔及利亚革命》中指出，这场独立运动“同样是伊斯兰文化、政治复兴及阿拉伯复兴的组成部分。”这一论断无疑符合中东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基本态势，也被冷战后30年的政教和教俗博弈所证实。
冷战后30年，中东地区的8个君主制国家采用趋同的王权政治治理模式，国王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大权于一身。其中，两大圣裔家族建立的王朝摩洛哥阿拉维王室和约旦哈希姆王室通过平稳治理、宽松管理和动态平衡来维持王权和社会稳定。另外6个海湾君主国则是另一种类型，能够应对各类社会风险尤其是阿拉伯剧变的冲击而未倒台，关键因素包括：其一，家族开疆裂土建国立国并为子民遮风避雨，使其拥有共和国体制所不具备的天然合法性和民众忠诚度；其二，依托巨额石油财富和再分配体系提供了较好的民生保障，使百姓愿意让渡部分政治权利而服从王权；其三，及时吸纳社会精英参与管理和决策，疏通上升通道而安抚王室外的不满情绪；其四，维护传统的部落首领磋商机制，使地方势力特别是主要部落和家族愿意拥戴王权；其五，与美国形成能源、财富和安全捆绑的密切和长久利益关系，以此抵挡输入性政权变更和“颜色革命”的外来风险。
毋庸置疑的是，阿拉伯国家的王权统治巩固是赎买政策或高度福利主义的产物，根本合法性和稳固性依然建立在石油财富基础之上，这种执政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存在一定脆弱性。以沙特为例，2012年以来，国际油价出现下行波动，尤其是2014年以来持续低位态势，政府经常项目收支从顺差转为逆差。加之，沙特国内也出现了反抗沙特王室的宗教反对派，批评僵化保守的政治生态。此外，沙特和美国关系亦出现龃龉。为应对上述挑战与危机，萨勒曼执政以来致力于集权化的政治转型，进行大规模政治整肃，改革王位继承制度，调整大臣会议制度，推动行政机构的专门化和一体化建设，强化沙美同盟关系，夯实王权政治的合法性根基。
部落政治是中东国家非常古老的政治文化传统，在当今部分国家治理中仍可发挥独特作用。冷战后30年，特别是威权体制受到猛烈冲击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威权认同乃至现代性认同都快速受到部落文化和部落主义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部落作为政治力量进入人们视野始于部分国家的零星冲突，如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的费卢杰之战、形形色色的人质劫持事件。外界整体性认知阿拉伯世界部落文化，则深受阿拉伯剧变的影响，2011年以来的利比亚战争、也门战争乃至叙利亚战争彰显部落因素，均出现了以部落或部落联盟为主体的身份政治斗争。以利比亚为例，卡扎菲政权遭遇危机之初尚没有显露这个国家的部落内核，随着内乱的扩大和战事的升级，部落势力和部落主义逐步浮出水面，甚至通过电视直播举行全国部落大会，由部落酋长投票决定是否继续拥戴卡扎菲。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陷入多年内战，很大程度上也有部落冲突的影子。科威特社会学家赫勒敦·纳吉布认为，部落组织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社会秩序的本质，并断定它也是政府控制社会的基础。其实，部落主义不仅仅出现于王权根基深厚和社会文化保守的海湾国家，非洲、南亚等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同样会有部落意识、部落忠诚和部落至上现象，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传统文化的惯性，以及部分人缺乏现代政治活动的组织形式和活动空间。由于政治党派和官方利益组织的活动被立法律所禁止，以亲缘为基础的家族和部落成为社会上唯一合法的且得到认可的组织群体，因此，部落和类似家族的群体变得持久化、政治化并受到国家认可。
部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原始的血亲和宗族认同，就统一的国家构建而言，由于它具有置局部利益、小团体利益于全局利益和大众利益之上，政治上不能形成高度认同和向心力，组织上不能形成协作和共赢，观念上不能认同开放和流通，经济上不能顺利融入产业分工，交往上更迷信弱肉强食和暴力相向等弊端，羁绊着阿拉伯国家政治治理的现代化，也加剧了中东地区为土地、民族、宗教、信仰和派系而激烈斗争的状态。
综上，在“第三波”政治民主化浪潮中，中东国家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实践，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得到了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中东国家的普通认可，但民主化不能等同于西方化，各国民主化的过程、形式与结果是多样化的，世界各国的民主化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与西方国家相比，中东国家还没有完全摆脱政治动荡的困扰，政治民主化进程仍未完成。任何政治体制的生长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加上宗教、文化与政治传统对民主化起着重要作用，由此中东国家在政治民主化行进轨迹、政治文化、政治形态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其个性特征也正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多样性、复杂性的重要表现。
基于历史联系、民族、宗教文化因素，中东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中东地区的国家间关系，以及长期存在的域外大国的干预，均对中国国家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且是变量因素。30年来，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往往受到地区各类冲突、国家关系尤其是来自外部的大国所扰动，甚至成为中东国家政治发展不稳定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因此，中东国家国内政治发展不仅取决于各政治势力间的力量对比，而且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外部力量的影响。中东地区面临的安全结构约束，既源于国家内部的内生性安全失范，也有内外安全困局的互动性牵制，更有外源性大国的干预因素。
和其他地区相比，冷战后30年，中东地区最大的缺憾莫过于未能基于共同体意识和协同共生意愿，而形成地区组织化、系统化和一体化的发展。冷战体系结束后，全球各大民族、地域、文明或文化板块加紧整合，区域组织和一体化机制或安排此起彼伏且取得一定成效。相比之下，中东地区仍然呈现碎片化情势，法国提倡的地中海联盟被束之高阁，以色列倡议的中东联盟遥不可及。颇为遗憾的是，1945年即已建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和1981年组成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不仅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迟迟无法深化和推进，甚至在组织形式、功能发挥上呈现衰微之态。阿盟自冷战结束后并未很好地实现内部整合，作为天然盟主的埃及，没能经营好“埃及第二外交部”，且先于50年代与叙利亚、也门进行了短暂的名义合并，又在80年代末与约旦、伊拉克和也门等国建立抗衡海湾阿拉伯产油国的“阿拉伯合作委员会”，终因既缺雄厚财力又不合时宜无果而终。2000年以来，阿盟也曾在协调国际反恐，支持巴以实现“土地换和平”等重大问题上发挥过作用。然而，阿拉伯剧变几乎葬送阿盟，它无力自己处理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反而将这个难题交给联合国安理会，北约等域外力量对中东内部事务进行武装干涉，最终任由沙特组织力量先后出兵干涉这两个国家的内乱，使这两个国家深陷战争困扰。由于地区传统“领头羊”埃及自顾不暇，被迫将领导权让渡给沙特以获取巨额外汇支持，致使阿盟成为沙特实现本国地区战略与攻势外交的工具。及至阿拉伯剧变后期，阿盟实际上已丧失阿拉伯主权国家权威联盟的号召、组织、协调和调动能力，甚至出现几个阿拉伯国家相互推诿轮值主席国席位的情况。
沙特主导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源自两伊战争引发的安全危机，是6个同质化王国的集体联保体系，后来扩大为经济、贸易、市场、货币和武装力量联通的一体化机制。然而，自1994年卡塔尔发生政变后，海湾六国始终没有形成团结一致的局面，海湾小国卡塔尔积极介入阿拉伯剧变，受到沙特和阿联酋的打压而日渐孤立。“阿拉伯之冬”来临进一步加剧内部分歧，进而阻滞海湾六国一体化进程。沙特组织多国对卡塔尔实施断交、封锁、隔离，几乎导致其退出联盟。围绕也门战争，沙特和阿联酋则多有龃龉；围绕对伊朗和卡塔尔的敌视政策，科威特和阿曼两个温和小国也不愿追随沙特和阿联酋。这种分离和内耗不仅弱化内部团结，导致一体化进程出现某种程度倒退，还使卡塔尔与联盟外的伊朗和土耳其走近，反过来提升了这两个非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使得阿拉伯民族整体的力量进一步被分散和弱化。
此外，在处理对以色列关系上，阿拉伯世界也再次出现历史性分化。在伊朗战略威胁刺激下，也受困于巴勒斯坦问题迟迟不能破解，原本态度温和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加速改善对以关系，半公开甚至公开同以色列往来，直至最终由阿联酋和巴林率先与以色列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随后又由苏丹和摩洛哥跟进媾和，形成对阿盟决议的背离，给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再次以致命重击。阿联酋领导人宣称，“这一主权行动将有助于加强我们对该地区稳定、繁荣和公正持久和平的共同追求。”
由此，中东地区安全合作不畅，严重破坏了该地区国家的政治稳定，如宗派主义、极端主义、“伊斯兰国”在整个地区肆虐就是例证。
冷战结束后的中东，随着苏联解体及俄罗斯倒向西方，一度结束两强长期争夺、阿拉伯国家被迫选边站的形势。大国特别是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国家一度形成合力，试图推动中东争端核心问题巴以冲突走向全面、持久和公正解决，进而开启了马德里和平进程。“九一一”袭击发生后，尽管美国单方面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大国依然基本呈现合作态势，将竞争与博弈的程度保持在冷战后的最低状态。然而，阿拉伯剧变爆发后，中东地区的域外大国关系发生变化。在处理利比亚危机问题上，大国特别是安理会“五常”国家保持合作态势，但北约首次在欧洲外用兵且滥用安理会决议、干预利比亚内战进而推动政权变更，外加北约和欧盟执意连续东扩持续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改变了大国在中东合作为主、竞争和博弈为辅的20年相对“蜜月期”。2011年，俄罗斯和中国在安理会首次对涉叙利亚决议草案行使否决权，系大国干预中东格局变化的拐点。随后，俄罗斯基于缓解来自乌克兰方向的战略和外交压力，维护该国在中东的传统势力范围与利益，在冷战结束后首次在海外大规模用兵，不仅协助叙利亚政府保住政权并打败反对派武装，还建立了俄罗斯联合什叶派联盟的新统一战线。
自2007年就开始战略收缩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美国，既无心延续克林顿和布什两届政府的积极斡旋中东问题的政策，也不想继续深陷中东泥潭，在利比亚和叙利亚乃至也门战争中均采取明显消极的避战、慎战和不战立场，使冷战后的中东首次出现美国军事干预失败或无果的新现实，也首次出现阶段性、局部性和相对而言的俄进美退、俄强美弱态势。叙利亚战争的大国态势变化也更加警醒地区国家，使它们认识到世界力量格局的东升西降，开始进一步采取平衡外交政策。美国两届政府对伊核协议的来回反转，进一步降低了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可靠性，反而促进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接近。尽管如此，美国依然不会全面放弃中东并开始对中东政策纠偏，美国影响力也暂时无可取代，由此，中东国家不得不调适美国新中东政策取向下其政治发展与对外关系。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东地区秩序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构成了过渡性地区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在此背景下，中东国家政治发展道路显得格外坎坷，因为美西方外部力量根据其政治偏好，对一些中东国家采用政治打压、经济制裁、军事介入、扶植反对派势力和控制媒体等方式，对中东地区安全事务乱作为和不作为，使地区国家政治发展面临着内治与外拉的矛盾，恶化了该地区国家的政治发展环境，对国家政治稳定构成挑战。一方面，激化中东国家内部的政治摩擦，不利于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构建。例如，在叙利亚，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势力深度干预和介入叙利亚危机，推动该国深陷战争之深渊。在利比亚，北约首次在欧洲之外大规模使用军事干预工具，协助地方势力颠覆了卡扎菲政权，此后10年的利比亚陷入内乱并形成“一国两府”局面。另一方面，加剧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的复杂化，延缓了地区国家政治转型的进程。总体而言，冷战后30年，西方国家肆意干预中东国家内政，加剧了中东国家内部治理结构的碎片化和地缘矛盾的复杂化。
中东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三大文明体系之西方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孕育、生长和成熟的空间，也是百年来见证世界格局剧烈变化的“风暴眼”，本身又是国际政治之各种思潮、力量复杂博弈的“竞技场”。因此，观察中东未来政治的变化与发展，必须以大历史观和大世界观来审视。从大历史观来看，中东政治的演进是整个中东历史的自然延续，是既往数千年文明演进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整体变迁，还是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单一维度的发展。基于这个视角，中东地区不同国家和民族既有整体进步和不可逆转，也有不同程度的反复，比如说部落主义、血亲政治和暴力文化抬头。从大世界观来看，中东政治的演进从来不是与世隔绝，而是政治世界横向交流互动的组成部分，包括前现代时期的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密切交流，以及现代化时期的“西风东渐”“西学为用、阿学为体”乃至东西对流。而且，冷战结束以来，中东国家始终在探索符合自身国情、文化传统的政治发展道路。因此，无论成败得失，冷战后的中东政治发展都是世界变化的一个缩影，是不同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政治思潮和治理模式的投射、互动。
过去30年，中东国家政治发展依然存在着很多变数，但保有中东特质或曰之所以成为中东的因素则需特别关注：第一，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依然会是中东文明基本价值体系和底色，在可见的未来很难被现有的其他文明体系所侵蚀，也不会被新的意识形态所完全替代，因为它能延续1 400年而依然充满活力和张力，必然有其符合中东地理和社会环境的基因密码。价值体系反映了现代化的驱动力与传统的持续影响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东西方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宗教和民族传统会消亡，但是事实证明它们有顽强的生命力……文化遗产明显地经久不衰。而近年明显呈现顽强生命力的部落根性和部族主义，尤其不会淡去，因为部落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无法被掩盖的现实，也是一项根深蒂固的遗产。第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激进主义乃至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也将在很长的时间内依然保有肥沃土壤，中东的民主政治有其文化内质，因为上述各种思潮本身既植根于对权威（包括神权、父权、男权和强权）的天然崇拜，又依附于语言、传统、血缘和认同截然不同的民族身份，以及天性热爱自由并具有叛逆气质的草根文化。第三，政治强人活跃于中东国家的政治舞台，不仅与这一地区的政治文化惯性相关，亦有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持续变动的因素。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之间、族群之间、宗教派别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仍持续存在，强人政治仍然有长期存在且阶段性回潮的社会基础。第四，教俗关系、政教关系也将是长期并行、交叉、博弈的两对矛盾体，并延续此起彼伏、或明或暗、强弱不定且形成相互依存的特殊关系。在短时间内，中东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很难实现彻底的教俗分离和政教分离。第五，军政关系未来保持不变或者逆势而强，取决于不同国家政治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发展。阿拉伯国家的君主制能否延续并保持生机活力，在一定程度取决于能源革命的前景。
（原文请见《西亚非洲》2021年第5期，也可在“中国知网”查阅、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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