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距离8月13日阿联酋宣布与以色列将实现关系正常化已经半月有余，但是这枚投在中东地区的地缘“震撼弹”余波犹在，关于它的思考和热议仍在进行。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升级的决定尽管出乎不少人意料，但貌似突然的举动，更多反映出巴以问题边缘化、以阿联酋为代表的海湾国家实用主义外交以及中东地缘格局演变之下的必然结果。
一．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与工具化的结果
包括阿联酋在内的以君主制为政权特征的海湾国家在建国早期普遍面临发展历史短暂、国家建构不够成熟以及维护政权合法性等问题，海湾国家统治者在着力维护自身统治权的同时，更多希望从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一跨国意识形态中寻求合法性支持，对于作为中东问题核心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最高政治正确的巴勒斯坦问题，海湾国家的立场和行为选择始终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色彩。
有学者认为，事实上，海湾国家更倾向于将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其他阿拉伯国家视为某种威胁，因为它们一直担心，加强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往来合作有助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对于统一的记忆和希望，但作为新兴石油国家的身份使得海湾国家对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民族认同旗号下的任何示好行为所隐含的经济动机都表示怀疑。同时不容否认的是，作为阿拉伯社会的成员，基于共同语言、信仰、文化的阿拉伯民族意识与群体认同对于海湾国家支持早期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以及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同样在情感与意识层面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早在海合会成立之初，海湾国家在海合会第一次首脑会议公报中强调，“（海合会国家）陛下和殿下们研究了犹太复国主义对阿拉伯民族的侵略升级所造成的严重形势，以对阿拉伯民族负责的精神讨论了以色列顽固地侵犯兄弟黎巴嫩的主权和独立……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毁灭性的战争，……他们强调他们站在叙利亚一边，并完全支持它。”1991年，海合会秘书长代表海湾国家亲自出席巴以问题马德里峰会；在对巴勒斯坦援助方面，海湾国家于2009年2月制定出“加沙重建计划”，并捐款16.5亿美元作为资金支持。
中东剧变发生导致地区传统格局失序，阿拉伯世界的权力核心被海湾国家所掌控，海湾君主国家成为这次政治危机中战与和的决定性力量，同时阿拉伯地区地缘政治版图进一步碎片化，阿拉伯民族认同进一步遭到侵蚀，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民族认同已经从昔日海湾各国国家主义的掣肘公开沦为其政治外交行为的工具。随着沙特联盟同伊朗阵营的矛盾上升为中东地区核心问题，巴以问题进一步被边缘化，巴勒斯坦问题不仅难再对中东地缘政治构成全局性影响，甚至海湾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改善将影响巴以问题的解决方向。而阿联酋同以色列关系升级再次表明，部分海湾国家已试图放弃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语境下的“政治正确”，将巴勒斯坦问题视为其拓展其地区影响力、提升地缘话语权的工具，国家民族主义最终将取代日趋衰落的阿拉伯民族共同事业。
需要指出的是，巴解组织前主席阿拉法特曾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对伊拉克采取支持立场，导致巴勒斯坦同海湾国家关系恶化，生活在海湾国家的约50万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同时海湾国家宣布中断对巴解的财政援助。此次阿联酋与以色列宣布建交，意味着海湾国家将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兄弟阋墙再次上演，被边缘化的巴勒斯坦人将不得不面对阿拉伯兄弟与宿敌以色列公开交往的现实，对此巴方表示强烈抗议，不仅对该协议予以抨击，同时宣布召回其驻阿联酋大使。接下来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如何处理同巴勒斯坦的关系以及在未来巴以关系中扮演何种角色，值得继续关注。
二．海湾国家多元务实外交的政策选择
在维护君主制政权合法性以及实现地区安全的双重压力下，海湾国家对外政策始终着眼于通过多元平衡原则实现国家安全、权力和利益，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阿联酋在海湾国家中率先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是海湾国家多元务实外交政策选择的结果，具体表现在：
（一）对外关系依附性明显：
在安全问题上，海湾国家基本将安全事务“外包”给了西方大国，尤其在冷战结束、西方世界在国际体系中一家独大的背景下，海湾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更加依靠西方。由于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增加了海湾国家的不安全感，尽管沙特坐拥庞大的石油资源，但缺少足够的军事实力支撑其地缘战略野心，因此，军事和科技力量在中东地区排名靠前的以色列，成为当前海湾国家制衡伊朗、实现地区安全重要“盟友候选人”。
在经济上，海湾小国不具备实现进口替代的基本条件，因此从一开始就高度依附西方经济体。有学者认为，海湾国家在中东剧变中之所以与西方加强同盟，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海湾国家无论石油出口还是剩余资本投资，都明显依托美欧市场。近年来，沙特等海湾国家先后提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愿景”，希望通过创新实现经济多元化，吸引外资以应对石油收入的减少。它们都把目光投向了以色列，希望借助以色列的创新能力来帮助本国实现经济转型。对于阿联酋而言，在疫情肆虐和油价低迷的背景下，通过实现关系正常化加强同以色列贸易、投资、科技、医疗、旅游等领域合作，将有助于阿联酋中长期内打造推动经济多元化转型的新动能。
（二）外交主动性明显增强：
中东变局发生后，埃及等传统地区大国影响力式微，沙特主导下的海合会顺势扩展权势，外交主动性明显增强，以阿盟为平台在利比亚、叙利亚等地区问题上发挥出更大作用，成为中东政治危机中战与和的决定性力量。正如阿联酋的官员所说，他们已无法继续墨守成规，继续在一个混乱的地区环境中坚持以往的不干预主义外交政策，因为这种传统做法无法保证其成为混乱地区的“避风港”。
阿联酋与以色列建交，外交领域实现自主转型和争取主动权，从而实现自身安全保障和政权稳定的集中体现。自特朗普政府中止《伊核全面协议》后，阿联酋严格遵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政策，配合其“极限施压”行动，但同时也在高度关注伊朗对美国“极限施压”的反应，主动努力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2019年5月，美国指责伊朗是富查伊拉水域油轮遇袭事件的幕后黑手，阿联酋则主动对外表示，没有明确证据能够指出谁该为油轮遇袭事件负责，并在不久后派团访问德黑兰，为紧张局势降温。
（三）灵活的平衡性原则：
在地区外交与安全战略方面，海湾国家更多的是基于多边主义原则之上的“均衡”理念，其在地区权力结构方面的主张和原则基本契合了多边均势理论的观点，由于海湾国家尚未达到应有实力，无法掣肘地区势力中的任何一方，出于均势的考虑，往往采取灵活、现实的务实主义外交政策，通过“和此抗比”或“和彼抗此”的方法求得地区各方力量的相对平衡。
对于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而言，尽管其始终认为伊朗是威胁其政权安全和地区稳定的邪恶存在，但随着近年来以色列凭借其自身军事实力以及美国支持下一直对伊朗采取军事方面的强硬政策，海湾国家一直担心自己极有可能沦为以色列和伊朗冲突的牺牲品。伊朗方面在“极限施压”、疫情、油价等压力下，更倾向于与海湾国家在区域安全方面达成某种妥协，降低冲突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阿联酋与以色列建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给自己提供了一根外交“杠杆”，能够作为以色列建交国身份扩大自身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在必要时作为平衡力量降低以色列与伊朗加剧对抗的可能。
三．中东地缘战略格局深刻变化的具体表现
政治危机爆发以来，中东地区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旧联盟体系发生裂变、分化与重组，并生发出新的联盟，地区格局呈现由单极到两极再到多极的演变路径与特征，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加大力度调整对外政策，积极推动多元外交与自主外交。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战略收缩构成了美国中东战略的中心路线，干预和主导地区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下降，领导力和影响力也随之减弱；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顺势崛起，同时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影响力相对上升；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加剧，各种力量的“再平衡”导致中东地缘政治格局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结盟方式出现新范式，呈现动态性、任务导向性、敌我界限模糊性、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兼顾性等特征。
有学者认为，为避免在中东事务中被边缘化，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在该地区增加盟友的做法，包括坚定维护沙特等海湾盟友的核心利益以及自身安全和商业利益，同时通过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抛出“世纪协议”等方式不断升级同以色列关系，希望把以色列打造成中东战略桥头堡。而促成阿联酋同以色列关系升级便是美国通过 “离岸制衡战略”、依靠地区盟友构建战略平衡来发挥引领作用的具体体现，同时阿联酋、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也可以看作在中东构建地缘新格局背景下本地区重要国家试图扮演关键性角色和建立中东地区新型国家关系与秩序的大胆尝试。
有分析认为，巴勒斯坦方面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阿联酋与以色列两国媾和是否会导致示范效应，进而面临部分阿拉伯国家的集体“背叛”。由于深受巴勒斯坦问题传统做法影响的老一辈领导人仍然在位，加之在伊斯兰世界的特殊地位等诸多因素，沙特方面已明确表示在巴以达成和平协议前不会考虑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林方面也表示不接受美国关于其与以色列迅速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提议；科威特由于其埃米尔明确的“挺巴反以”立场，该国目前在此问题上回旋可能不大。
总之，无论对于重新布置中东战略棋局的美国，还是希望在中东地缘新常态中赚取更多外交红利的以色列，尽快同更多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对美以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不过中东政治的复杂性、巴勒斯坦问题尚存的热点效应以及阿拉伯民族认同的内在张力，使得以色列迅速扩大“阿拉伯朋友圈”的打算可能落空。但中东权力新格局的重塑已是大势所趋，对于阿联酋等部分阿拉伯国家而言，与以色列修好符合其国家经济利益、政治诉求和安全需要，双方无论是公开牵手还是私下媾和，中东局势的未来走向应该不会因此受到实质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