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对G20成员之一、中国共建“一带一路”重要伙伴土耳其造成严重冲击,其主要产业产出大幅下降,本币里拉汇率出现大幅下跌,外汇风险和债务危机风险持续上升,让本就处在经济复苏期的土耳其雪上加霜。
疫情已在土耳其持续了一年有余,随着土耳其政府采取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土耳其正慢慢步入“后疫情时代”。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作为驻土耳其的中资金融机构,如何在这“后疫情时代”保持健康发展,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疫情冲击,土耳其政策摇摆不定
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2020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之2019年增长1.8%,在20国集团(G20)中,土耳其成为了除中国以外唯一一个经济正增长的国家。
虽然土耳其全年GDP实现了正增长,但各产业健康发展仍面临较大压力。作为旅游大国,服务行业是土耳其支柱产业之一,但在去年土耳其服务业产值大幅下降4.3%,为摆脱债务负担,许多企业开始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其酒店。而失业率方面,在疫情期间,土耳其的青年失业率接近30%,而2019年土耳其总失业率才13.49%,随着2021年5月份土耳其短时工作津贴制度的结束,5月份预计将出现新的失业潮。土耳其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政府疫情防控措施
进入2020年冬季以来,土耳其疫情进入新一轮高峰,自11月30日起,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量一直在3万人以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采取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严格的“禁足令”,从12月1日起,每个工作日晚9点至次日早5点禁止出门,周末两天全天“禁足”等一系列措施,疫情才得到一定缓解。2021年3月1日,土耳其政府再次调整疫情防控措施,把土耳其各省依风险等级由高至低划分为红、橘、黄、蓝色4个防疫级别,并根据每周风险情况重新确定各省的颜色,按照风险程度逐步解除“禁足”措施。由于“禁足”政策的逐步解除,土耳其三月以来日新增确诊人数有所回升,4月3日单日确诊人数一度突破8.7万例,让土耳其的疫情形势再次出现恶化迹象。截至2021年4月12日,土耳其累计确诊病例3,798,333例1,确诊病例仅次于英国,世界排名第七。
(二)中国疫苗支持疫情防控
2021年1月13日2,土耳其药品和医疗设备局批准紧急使用中国科兴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3月25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会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时,表示土耳其将与中国继续深化疫苗合作,他本人公开接种中国新冠疫苗,用实际行动向土民众和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截至当地时间3月26日晚,土耳其累计接种新冠疫苗超过1465万剂,累计接种超821万人,其中超643万人完成了两剂接种,土耳其疫苗接种工作仍在按计划进行。
(三)宏观调控,抑制经济下行
为降低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应对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土耳其央行先是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幅度调低基准利率,试图通过推动信贷规模的持续增长来刺激经济增长,后又为了抑制通胀的持续上涨,央行多轮加息以控制物价,使用宏观调控手段飘忽不定。不仅如此,土耳其政府还在近两年内三次更换央行行长,这么频繁的央行行长变动,不禁让我们对土耳其央行独立性有些担忧,未来土耳其要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还面临重重考验。
二、中资金融机构面临多重风险
(一)土耳其银行业现状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土耳其共有银行48家,其中存款银行34家。主要的本地商业银行有实业银行(IS BANK)、担保银行(GarantiBankasi)、进出口银行、阿克银行(Akbank)银行等;主要外资银行有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富通(Fortis)银行等;主要的中资金融机构包括拥有全牌照的工银土耳其、开展对公业务的中行土耳其、中国信用保险公司以及在伊斯坦布尔派驻了工作组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二)中资金融机构开展项目情况
在土耳其共有五家中资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务,其中中国信用保险公司进入土耳其市场最早,累计参与完成包括:浙江欧华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集装箱项目、土耳其LIMAK水泥生产线项目、土耳其KAZAN天然碱及配套循环电站项目、华为出口土耳其电信固网扩容项目等。
中国工商银行于2015年成功收购土耳其纺织银行,设立工银土耳其,是唯一一家拥有全牌照的中资金融机构,累计完成投放包括:Botas地下天然气项目、黑海集团黎巴嫩电船项目、Guris地热项目、Sanko集团风力发电项目、上海电力EMBA燃煤电站项目、尼代高速公路项目、土耳其航空项目,同时为多家银行同业提供了双边贷款。
中国银行于2017年投资3亿美元在土耳其设立全资银行,累计完成投放包括:恰纳卡莱大桥项目、Ronesans安卡拉商场项目、支持土耳其电信(Turk telecom)项目等。
国家开发银行高度重视土耳其市场,在伊斯坦布尔派驻工作组,近年更是将土耳其作为全球重点业务拓展区域,累计完成投放包括:土耳其电信华为设备项目、土耳其农业银行双边贷款、土耳其进出口银行双边贷款、上海电力EMBA燃煤电站等多个项目,覆盖土耳其电力、通讯、航空、金融同业等不同行业。
中国进出口银行早年为中国企业承建的安卡拉-伊斯坦布尔高速铁路二期提供贷款,近年来整体表现较为积极,投放项目以金融同业机构类贷款为主,包括向IS银行、土耳其农业银行、VAKIF银行、GARANTI银行等投放的双边贷款。
(三)中资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
1. 流动性风险增大
2015年以来,土耳其经历了长时间错综复杂的选举局势变化、政变未遂、土美关系恶化、国内政治局势不稳、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和国际金融环境等诸多叠加因素影响,在国际市场流动性收紧情况下,高通胀、低储蓄、低外汇储备、经常性项目逆差扩大等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资本呈现外流,资金成本持续上升。特别是2018年,土耳其连续加息共计1600个基点,推高了市场融资利率水平,资金成本飞速上升,中资金融机构从市场融资难度不断加大,同时受监管部门规定的母行依存度限制,境外机构从集团内融资也受限,对其流动性管理带来较大压力。
2. 财务收益下降
一方面,土耳其规定政府、军队、机关存款必须存入当地国有银行,导致非国有银行间对存款的竞争趋于白热化,里拉短期存款价格从2015年的10.5%左右上升到2021年初的19%左右,高点曾达到26%左右水平,中资金融机构存款成本逐步上涨。同时土耳其的劳工保护法规定员工工资涨幅不应低于CPI涨幅,当地高通胀水平推高了人力成本,进一步压缩了中资金融机构的财务收益。另一方面,受里拉贬值影响,中资金融机构存款/融资成本上升,而贷款利率变动不大,导致里拉存贷款利差和外币贷款利差持续收窄甚至出现倒挂情况,造成利息净收入及净利润下降。
3. 信用风险上升
土耳其里拉持续下跌使许多借有外债的土耳其公司还款压力渐增,特别是给未做汇率对冲企业的经营带来较大冲击,削弱了客户还款能力。疫情初期全社会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旅游、外贸、服务等行业和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冲击,受行业风险传导的影响,企业正常运转难以为继,社会整体信用风险上升。
4. 资本金持续贬值
里拉的持续贬值同时导致中资金融机构资本金大幅度缩水,2016年以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3累计贬值50%,各中资金融机构行虽已采取投资国债、增加美元资金等应对措施,但实际资本金保值效果不明显。如,2020年末,某甲中资金融机构以美元折算的资本金已再次从2018年的2.43亿美元贬值至1.22亿美元,资本金贬值比率已高达50%;某乙中资金融机构以美元折算的资本金已再次从2018年的2.37亿美元贬值至1.28亿美元,资本金贬值比率已高达46%。由于土耳其监管规定,单一客户授信限额不得超过银行监管资本的25%,甲机构和乙机构单一客户风险敞口被动降至3055万美元和3209万美元,本地大额敞口已逼近监管红线,新增贷款受限,贷款规模出现明显下滑,对客服务水平和同业竞争能力受阻,影响中资境外机构的稳定发展。
三、逆境重生,中资金融机构需稳健发力
(一)优选客户和项目,谨慎扩大融资体量
疫情对各个行业发展和个体收入水平均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土耳其失业率居高不下,汇率贬值严重,通胀水平处于高位。在此背景下,驻外的中资金融机构需完善精细化的分客群运营管理,一是在获客阶段通过大数据识别筛选出一批优质或潜力客户,优先选择由当地财政、主权担保的大型企业,以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担保的项目贷款。二是加强与土耳其能源部、财政部等土耳其政府机构的沟通,积极跟进本地优质跨国企业,在绿色能源、基础建设、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中择优拓户,如港口、航空、公路、高铁、桥梁、风电、地热、电船、石油及天然气管道等项目,深耕发展龙头客户,但同时需注意整体贷款规模和行业比例的控制。三是紧抓“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中土经贸往来是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环节,中资金融机构应重视并支持中国走出去企业的业务发展和项目落地,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形成。四是优先选择与欧美大型银行及国内政策性银行的合作,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亚投行、开发银行等,紧跟各国际大型银行进行客户的跟踪营销,开展银团贷款业务,降低客户准入的风险。
(二)挖掘线上金融场景,创新业务合作模式
后疫情时代土耳其必然加大改革创新,借鉴中国成功经验在微信、网购、线上平台进行突破,催生新的消费习惯。数字化给生活带来便利,消费行业将产生新变化,企业会逐渐将业务流程转移到线上,在线医疗、在线购物、在线学习、在线办公等线上场景将会蓬勃发展,消费者被限制的线下消费能力被转移到线上集中爆发。中资金融机构需深入挖掘新的消费金融场景,在新的风口抢占市场份额,创新业务合作模式,凭借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抢占市场,顶住其他巨头的蚕食。
(三)加强风险管理,夯实管理基础
合规经营是金融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底线,“走出去”中国企业合规制度和合规文化建设不足,被视为海外经营第一大风险并拖累国际竞争力成长。中资金融机构一旦出现合规问题,不仅会影响到自身在境外的经营活动,甚至会影响到集团总部的口碑和利益。面对复杂的风险形势,中资金融机构需持续关注当地监管政策变化,定期进行风险压力自测,测试各类导致经济严重下滑的场景下,本机构的产品结构、客户结构、营销模式能否承受资产下行的压力以平稳度过危机。根据压力测试的结果,对营销、准入、审批、发放、贷后等各个节点进行调整,针对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以往的风控模型策略可能会失效的情况,需对失效模型进行迅速迭代,以抵御进一步潜在的风险。
(四)做好资金保值,筑牢经营基础
一方面合理安排营运资金,充分运用好各类金融工具,做好外汇资金交易,对冲里拉贬值风险,增强抵御和承受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增加和母公司沟通,在资金保值增值方面争取更多的业务指导和支持,有效降低汇率风险和国别风险,有力支持各类业务发展。
(五)落实防疫措施,促进文化融合
中资金融机构人员多以本地雇员为主,长期外派员工仅占少数,外派员工与本地雇员间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加之长期外派远离家乡和亲人,疫情期间封闭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各中资金融机构更要落实好关爱员工措施。一是做好疫情防护和物资保障,做好健康监测工作,全力保障境外机构员工防护设备和防疫用品需要。二是关注员工的内心需要,及时疏导稳定军心,结合疫情形式,适时开展思想教育活动,提升员工的归属感,促进员工间的文化交流。三是加强思想沟通,创造和谐团结的关爱的工作和生活氛围,促进员工间文化融合、部门间业务融合,增强组织战斗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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