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南方周末》发表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新型国际关系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振杰的文章，题目是《始于变局，终成变局：阿联酋为何“退群”欧佩克》，以下是文章原文。
据新华社报道，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2026年4月28日宣布，将自5月1日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机制。阿联酋政府声明说，该决定是在对阿联酋石油生产政策以及当前和未来产能进行全面评估后作出的，旨在更有效地满足国际市场的迫切需求。
作为欧佩克内部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的第三大产油国，阿联酋的“退群”之举，迅速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与多重解读。究其根本，这一举措既是阿联酋深层次战略转型与能源自主追求的体现，也是其长期战略调整与波斯湾战争等地区剧变共同催生的必然结果。
联盟早生罅隙
阿联酋与欧佩克之间的矛盾并非始于今日，“退群”之举也绝非一时冲动。早在2021年新冠疫情引发能源市场剧烈动荡之际，阿联酋便因要求修改过时的产量基准、反对过早延长减产协议而与沙特公开爆发激烈争吵，一度导致“欧佩克+”部长级会议陷入僵局。此后，阿联酋又多次对减产安排明确表达反对立场。这一系列矛盾的根源，恰恰在于阿联酋的自身发展诉求与欧佩克统一立场之间的根本错位。
作为中东地区少数具备持续增产能力的产油国之一，阿联酋近年来持续强化能源体系建设。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的产能扩张计划，到哈布尚-富查伊拉输油管道工程，再到多个陆上和海上油田开发提速，阿联酋近年来的石油产业布局始终指向一个清晰的方向，即不再满足于以配额换取市场稳定，而是谋求通过提升产能和出口量尽快掌握市场主动权。
然而，“欧佩克+”现行的减产机制过于偏向沙特的主导意志，未能充分反映阿联酋产能扩张的潜力，这使其长期感到自身利益被压制。
这种压制的后果是直接且具体的。即便阿联酋在经济多元化的道路上已取得可观进展，但石油出口收入仍是其GDP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外部强加的产能限制都将转化为财政收入的实质性损失。
正因如此，阿联酋拒绝继续在石油政策上扮演任何国家的“附庸”，转而以自身发展节奏为圭臬，坚定地走向战略自主。
回溯“欧佩克+”机制的起源，其成立背景绕不开两个关键因素，即美国页岩油逆势崛起冲击欧佩克定价权，以及全球能源消费结构向清洁化转型的长期趋势。这一机制的建立实质上反映了一个共识——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速已难复往日，各大产油国之间必须在投资节奏与供应政策上寻求更高程度的协同。
面对这种局面，全球主要产油国大致分化出两种应对逻辑：一种是通过主动收紧供应来支撑价格，延缓油价的下行周期；另一种则是抓住化石能源仍具市场价值的窗口期，最大限度释放产能，将石油资源转化为现实收益，再反哺本国经济结构转型。
阿联酋的资源禀赋明显更契合后者。相较沙特、科威特、伊拉克等国，其原油开采成本更低、储采比更高，并具备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富查伊拉港这一重大地理区位优势。因此，阿联酋的战略偏好并不在于维稳油价，而在于通过产能最大化快速实现资源变现。据ADNOC的声明，其现有产能已达485万桶/日，并计划在2027年前提升至500万桶/日。
机会窗口已然来临
阿联酋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型，为其最终选择退出欧佩克提供了坚实的底气。据2026年4月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非石油经济对阿联酋实际GDP的贡献率已达77.5%，贸易、金融保险、旅游、制造业与建筑业已成为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这意味着，即便国际油价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出现波动甚至持续低位运行，非石油产业也足以支撑阿联酋的财政与经济基本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25年因受制于欧佩克减产配额，阿联酋日均产能被强制闲置超过120万桶，全年石油收入损失约120亿美元。由此可见，对阿联酋而言，欧佩克及欧佩克+机制所能带来的油价稳定收益，已远不能抵消配额限制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牵引战略定位的调整。
阿联酋不再满足于在欧佩克体系中扮演普通成员角色，而是致力于将自身塑造为一个能够跨越制度壁垒、连接多元市场，且具备独立议价和定价权力的“枢纽型”产油国。
同时，阿联酋的外交视野也已明显突破传统的阿拉伯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简称海合会）和阿拉伯国家联盟（AL，简称阿盟）框架，不仅与欧美国家保持紧密互动，更向亚洲、非洲乃至整个全球南方持续延伸。为实现更大程度的战略自主，退出欧佩克为阿联酋提供了一个低成本但具有高灵活性的政策选项，与直接退出海合会或阿盟相比，此举既避免了与地区盟友的正面冲突，又为阿联酋赢得了极其重要的独立能源政策空间。
美以伊战争是催化剂
始于2026年2月28日的美以伊战争，给阿联酋造成的损失是多维且深远的。
在安全层面，阿联酋的大量基础设施遭到伊朗导弹与无人机的多轮打击，导致其引以为傲的安全感和秩序感不复存在；在经济层面，全球油价剧烈震荡、航运保险费用飙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增，对其高度依赖国际贸易与能源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形成重压。
更为棘手的是，这类“黑天鹅”式的地缘剧变，对经济社会的打击往往具有滞后效应，阿联酋面临的真正考验——如房地产市场下行、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资本流入放缓、货币流动性趋紧以及风险溢价上升等连锁负面效应，预计将在半年至一年后集中显现，届时政府财政压力将急剧上升，而战后重建又需要大量现金流。这一现实迫使阿布扎比方面重新审视其在欧佩克+机制下的得与失，并尽快作出战略调整。
除经济压力之外，阿联酋对海合会集体安全机制失灵的失望乃至绝望，则进一步坚定了其“退群”决心。美以伊战争期间，海合会六个成员国既未能形成统一的防御阵线，更未能对阿联酋遭受的袭击作出有效的集体回应。对阿联酋而言，战争的冲击不仅在于物理损失，更在于其意识到所谓地区安全共识只不过一纸空文。当一个区域组织在经济与安全双重维度都无法捍卫成员国核心利益时，成员国便难以继续维持形式上的忠诚。正因如此，不少观察家认为，阿联酋此次“退群”，也是一次顺水推舟的政治表态。
对海合会的失望，客观上强化了阿联酋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尽管阿美关系在拜登政府时期曾经历降温，但美以伊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重新强化对阿联酋的武器供应与情报支持，甚至连以色列也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和操作人员，用于帮助阿方应对来自伊朗的空中袭击。阿联酋由此认识到，其真正的安全保障并非来自周边的阿拉伯兄弟国家。基于这一判断，退出欧佩克不仅无损于阿联酋的安全，反而有助于其在对美双边关系中塑造“负责任、有能力、可合作”的形象。
从美国的角度看，在战略石油储备持续下降、全球油价风险溢价高企的背景下，一个不受欧佩克+配额机制约束的产油大国，正是其在全球能源博弈场中所苦苦寻求的理想合作伙伴。
开启全球政经新变局
从经济维度来看，阿联酋的增产潜力，短期内仍受制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伊朗方向的安全威胁以及全球炼能的结构性瓶颈。然而，若美伊达成政治妥协，海峡航运秩序得以恢复，阿联酋便可在欧佩克配额体系之外自由释放产能，届时国际油价将承受额外下行压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退出决定的长期结构性影响，阿联酋的退出虽不致令欧佩克即刻瓦解，但因其产能量级与市场权重远超此前退出的卡塔尔与安哥拉，这必然对“欧佩克+”的协调机制造成系统性侵蚀。
当统一且有效的产量约束趋于松动，全球油价波动也将变得更加频繁和剧烈，石油消费国也将面临更趋复杂的不可预见性。欧佩克虽“裂而不崩”，但透过其表象可以预见，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已无可避免地步入多极化博弈时代。
从政治维度来看，阿联酋的退出正在重塑海湾乃至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
首先，“欧佩克+”内部长期由沙特主导的决策模式遭遇重大挑战，阿联酋的单边行动，为其他类似处境的成员国提供了可供效仿的先例。
其次，海合会内部本就脆弱的凝聚力进一步流失，沙特与阿联酋在能源政策上的公开分歧从幕后走向台前。
第三，阿联酋此举向全球市场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即传统产油国的集体行动逻辑，随时可让位于国家利益优先的务实选择。
在此背景下，阿联酋料将进一步提升富查伊拉港的战略地位，同时加强与阿曼的关系，并推动建设连接阿曼境内阿拉伯海沿岸港口的铁路项目。相比之下，阿联酋与沙特的关系则面临进一步疏远的风险。尽管双方都不愿彻底决裂，但在石油政策、也门问题、对伊朗态度等方面的裂痕正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双方在话语权争夺、吸引外资等领域的竞争也将更趋白热化。
从更广的产油国版图来看，阿联酋的退出，也对欧佩克+中的非海湾成员国构成了间接压力。阿联酋的单边增产计划一旦全面落地，将直接压缩俄罗斯与伊朗在欧洲及亚洲市场的份额空间，迫使二者在减产保价与增产抢市之间作出更艰难的抉择。更为微妙的是，阿布扎比与莫斯科和德黑兰在也门、叙利亚等问题上本就立场各异，能源政策的分歧，恐将进一步向地缘政治领域传导，使本就复杂的地区政治博弈更加复杂化。
对域外国家而言，过去依托海合会整体框架同地区国家展开合作的做法，或已不再是最高效的选择。快速变化的事实，要求其在应对能源市场震荡、投资安全等问题时须更加精细化——既要重视沙特的传统影响力，也要正视阿联酋日益自主的政策立场。
如何在日趋碎片化的海湾政治经济格局中，重新校准合作策略，正考验着各个国家的外交智慧。
• （作者：李振杰，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新型国际关系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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