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活动与接受倾向
沈翊清
摘要: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至今,中国文化著作和文学作品在阿拉伯世界的文化行旅已近百年,译入语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共同影响了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与接受。 本文从文化语境、意识形态、政治背景等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入手,归纳出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倾向经历了从重视哲学典籍和诗歌、关注革命文学和政治论著到广泛摄取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主要流变,并总结了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文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译介活动特点及影响。
关键词: 阿拉伯语译介;中国文学外译;阿拉伯世界;接受
Abstract: Chinese Literature commenced its cultural journey to the Arab World in the 1930s, and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factors have influenced its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in the Arab World. By examining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cultural context, ideology,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Arab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period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Arab World and their features and influences, thus generalizing the tendency of the Arab World's reception of translated Chinese literature, as it has valued the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ical texts and poem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urned to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political works, and now embrace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Arabic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rab World; reception
作者简介: 沈翊清,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的阿语译介研究、阿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电子邮箱:janashen@163. com。 本研究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籍作家作品的阿语译介研究”(编号: 22NDQN262YB)、上海外国语大学导师学术引领计划项目“当代中国文学和外交话语的阿拉伯语翻译与传播研究”(编号:2022113025)资助。
DOI:10.16234/j.cnki.cn31-1694/i.2024.03.019
自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学界普遍认同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工作,翻译过程和译文是一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产物。 上世纪 70 年代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多元系统论,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出现埋下伏笔。 该理论指出,翻译文学作为任何一国文学系统中的子系统,始终处于与本土文学抢夺中心位置的斗争中,翻译文学的地位与其在译入语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密切相关,并会影响译入语文化(Even-Zohar 47)。图里继承并发展了多元系统论,他认为译入语文化决定了翻译的功能、形式和策略(Toury 61)。 勒菲弗尔指出,翻译是一种改写行为,受到不同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的约束以及赞助人的影响(Lefevere 14,15,26-27)。
本文主要从文化翻译学研究视角出发,在总结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阿拉伯国家对中国作品译介活动的基础上,重点研究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如译入语文化、中阿各国不同时期特定社会历史背景和双边关系对中国文学阿语译介和接受的影响。
中国文化、文学著作的阿语译介肇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近一个世纪中阿文化交流的推动和双方译者的努力下,已有超过 150 部作品被翻译成阿拉伯文,主要包括哲学著作、小说、诗歌和散文等多种体裁。 从译介时间跨度和译作数量上看,中文作品的阿译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在宗教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影响下,阿拉伯学者从上世纪 50 年代首先主动译介了中国的哲学思想典籍和诗歌。 直至当下,阿拉伯世界对汉籍译介的热情不减,已构成阿拉伯文化语境对中国文学接受倾向的鲜明“底色”。 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促使阿拉伯学者东望新中国,并集中翻译了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论著和现代小说,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深刻影响了中文作品阿译活动的方向与轨迹。 21 世纪以来,中阿关系全面深入推进,阿拉伯世界主要翻译出版中心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巨变,当代中国文学阿译事业得到官方文化机构的赞助支持,中国文学在阿拉伯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已悄然发生变化。
一、 中国古典哲学和诗歌作品的阿译
(一) 译介背景
中阿交往可追溯到公元前 2 世纪,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从此,双方在人员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上历经数代发展。 但遗憾的是,有
关双边文学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文字记载非常有限,文学互译活动更是难觅例证。 直到上世纪 30 年代初,中国回族学者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求学,才开启了对中阿文学、文化和历史著作的互译和传播活动。 随着中国与各阿拉伯国家建交,现当代的外交、经贸往来促进了人文交流,中阿间的文化、文学互译活动日益兴盛,影响不断扩大。 而上世纪 50 年代,在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还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出于对宗教哲学的兴趣,以及受到阿拉伯诗歌文学传统的影响,阿拉伯学者首先将目光投向对中国哲学典籍和诗歌的译介。
(二) 译介活动
最早被阿拉伯译者翻译的中文典籍有《孙子兵法》《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镜花缘》 等,但在译本数量和影响范围上都不及《道德经》。《道德经》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被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国的知识分子翻译研究,半个多世纪间被阿拉伯学者多次重译,截至2021 年已有 9 个阿文译本,是被翻译最多的中国作品。 《道德经》的影响经久不衰,已成为阿拉伯世界翻译与接受中文作品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
1967 年,埃及哲学家、作家和翻译家阿卜杜·盖法尔·迈卡维通过德译本首次将《道德经》转译成阿文。 此后,伊拉克学者哈迪·阿莱维,埃及作家、翻译家阿拉·迪卜通过冯家富夫妇合译的《道德经》英译本转译成阿译本。叙利亚学者费拉斯·萨瓦赫的阿译本《道德经:中国道家智慧的圣经》则综合参考了刘殿爵、冯家富夫妇和张中元的三个英译本。 黎巴嫩神父约翰·古迈尔经法文把《 道德经》 转译成阿文译本《 道路及其能量》。
21 世纪以前的《道德经》译本基本都是参考德、英、法文等中介语言转译而来。 到了新世纪,阿拉伯国家的汉语教育和汉学研究已取得阶段性发展,培养出了本土第一批汉语翻译人才。 2005 年,埃及汉学家穆赫森·法尔加尼的译本《道之书》是第一个直接从中文翻译成阿文的译本,被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收入“国家翻译计划丛书”并出版。 随着中阿在各领域、多层次的交往日趋频繁,阿拉伯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关注热情不减,中阿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也日益密切。 2009 年,在叙利亚学者费拉斯的授权下,薛庆国教授比照《老子》原文及校释对费拉斯的《道德经》译本进行修改,使得译文与原文神形更加贴合。 2017 年,曾旅日访学的叙利亚建筑工程师穆塞莱姆出于对东方哲学的浓厚兴趣翻译了《道德经》,译本题为《中国圣书:道之书或后继者之道》。 2021 年巴勒斯坦文学家穆罕默德·艾斯阿德根据美国汉学家布莱克尼(Raymond Bernard Blakney)的英译本转译,译本题为《真理之道与正途美德》。 各译本信息详见表 1:
阿拉伯学者接连从不同西方语言转译《道德经》,可见这部作品在西方文化界的深远影响已辐射到阿拉伯知识分子。 更重要的是,《道德经》中与伊斯兰教思想精神有共通之处的东方古老哲学思想吸引了他们的关注,并促使他们进一步去了解、研究中国哲学和文学作品。
除了哲学思想著作,引起阿拉伯学者最多关注的中国作品主要是诗歌。 阿拉伯文学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享有以“悬诗”为代表的丰富的诗歌文学遗产,这促使阿拉伯文学界在将目光投向中国文学时,也格外关注中国古代诗歌。 阿拉伯文学界对中国诗歌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1967 年,叙利亚诗人阿卜杜·穆因·马鲁海从法文转译胡品清的《中国诗选:从源头到如今》,这部著作主要介绍了中国古典诗歌,近现代诗歌所占篇幅约为全书十分之一。 在这之后,马鲁海又与叙利亚作者纳伊姆·霍姆西合译了胡品清的《中国现代诗选》。 1983 年,叙利亚诗人萨拉迈·奥贝德(1921-1984)在北京大学阿语系吕学德教授协助下,从中文直接翻译、编选成《中国古诗选》。 1994 年,伊拉克学者哈迪·阿莱维的著作《中国拾珍》出版,其中收录了他关于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学作品的翻译和评议,该书包含了几首《诗经》中的诗歌。 2015 年,贝鲁特骆驼出版社出版了伊拉克诗人萨迪·尤素夫(1934-2021)翻译的《金樽:李白诗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最早关注中国诗歌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多有在华生活工作的经历,如奥贝德和阿莱维都曾在中国担任新华社、外文局的外文专家或大学外籍专家,他们对中国诗歌的了解和关注大多是在来华工作后才开始的。 而伊拉克诗人萨迪·尤素夫在早年加入伊拉克共产党,并自居为“最后的共产主义者”。 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情感,以及受诗人倪联斌的影响,尤素夫决定翻译介绍李白的诗作。
但在这些译作之前,中国诗歌还不为阿拉伯知识分子所了解。 即使中国诗歌早已被翻译传播到西方,但它在域外的影响还未辐射到阿拉伯世界。 直到中埃建交,随着阿拉伯世界汉语教育的兴起,阿拉伯国家的第一代汉学家开始主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中国古代和现当代诗歌也第一次从中文直接被翻译为阿拉伯文,从而更完整准确地传达了中国诗歌的神韵和内涵。 如在 2007 年,埃及汉学家穆赫森节选翻译的《诗经》被《埃及消息报》刊登。 2017 年,埃及汉学家阿卜杜·阿齐兹·哈迪姆翻译的《唐代诗选》被埃及国家翻译中心出版,其中收录了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诗作。
除了对中国典籍和诗歌的翻译,还有一些阿拉伯学者撰写或翻译了介绍中国文学的著作。 但阿拉伯学者主要还是借由西方汉学界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了解中国文学史,没有直接参考中文文献的译著或原作。 如 1988年黎巴嫩学者亨利·祖盖布翻译了法国汉学家奥迪勒·康德谟的著作《中国文学》,1994 年叙利亚外交家、作家扎卡利亚·舒莱基的著作《中国文学入门》出版,2017 年巴勒斯坦学者萨米·穆塞莱姆将英国汉学家赫尔伯特·翟理斯的著作《中国文学史》译成阿文。 这些著作介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其中有较大篇幅讨论了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歌在形式、内容和风格上的演变与发展。
(三) 译介特点及影响
从对中国哲学典籍和诗歌的译介可以看出,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接受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阿拉伯学者尚古,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关注重点主要在古代文学和哲学著作上,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成就关注不够。 这种倾向造成阿拉伯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出现“历史断层”,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停留在对古代中国的认知。 这种过时的印象与日新月异发展中的新中国面貌大相径庭,两者的信息差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才逐渐弥合。 第二,最早关注中国的阿拉伯学者多是以西方语言为中介了解中国的古典哲学和文学作品,在理解和转译中都囿于中介语言及其文化环境的框架。 由于阿拉伯国家的汉语教育起步晚,汉学研究的发展落后于西方,早期的阿拉伯学者不具备直接了解中国文学及文化成果的语言能力和途径,他们只能通过中方主动译介和西方语言译介的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 而在阿拉伯世界汉学研究的发轫期,阿拉伯学者更多是透过西方汉学的“棱镜”了解中国文学和哲学思想,因而他们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受到西方语言文化环境的直接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中国文学一定程度独立的接受与审美倾向。 第三,阿拉伯文化对外国文化和文学的接受倾向求同大于求异,即阿拉伯文化语境更容易接受与自身信仰、历史和文化有密切共通之处的异语作品,并乐于借这些作品反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反思自己的文化精神。 例如,阿拉伯学者乐于从宗教神秘主义角度解读《道德经》,并将其与伊斯兰教或基督教文化思想进行对比。相比之下,阿拉伯学者对与自身文化传统相差甚大的文化质素的兴趣就小很多,对文化中相异质素的好奇心不及对相似文化质素的热情。这也印证了阿拉伯人的尚古倾向,喜好追根溯源,更重视渊源研究,而不乐于平行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典籍诗歌在语言层面的难度,阿拉伯学者参考的很多西方语言译本中不免有对文言的理解错误。 而上述提及的多数阿拉伯译者无法阅读原文并进行意义甄别,这些错误易被阿译本继承和传播。然而,作为阿拉伯世界最早将目光转向遥远中国的学者,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的关注,改变了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知之甚少的局面,他们的译作不仅成为之后译本的重要参考,也成为阿拉伯读者走近和了解中国的重要阅读素材。
二、 政治因素驱动下的阿译
(一) 译介背景
上世纪 50 年代,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运动和亚非不结盟运动兴起。为突破美苏两极格局,第三世界国家逐渐增强国际联系和交往,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阿间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变得日益频繁和紧密,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的愿望愈发强烈。 在这一背景下,为配合和推动双边的外交工作,中阿文学界有了直接对话和交流的契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获取国际承认并加强国际影响力,积贫积弱的新中国对外输出的主要是成功革命的经验。 而 1967 年阿拉伯国家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惨败,并目睹了 1975 年越南战争中美国的战败,这都促使阿拉伯世界将目光投向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学习他们取得独立的成功革命经验。 这一时期,中国外文出版社组织了对毛泽东著作的阿译工作,后来授权给部分阿拉伯出版社的共计有 95 种阿文译本(薛庆国326,328)。
(二) 译介活动
在国际不结盟运动浪潮的推动下,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于 1957年 12 月在开罗召开,亚非人民团结组织随之成立,总部设在开罗。 该组织的宗旨是“联合、协调和加强亚非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促进亚非地区人民的独立自主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46 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首届亚非团结大会,并在翌年成立了亚非作家联盟。
官方引导下的亚非作家会议具有明显的政治外交性质,中国作家代表团积极参加,也正是在这些场合中阿作家有了首次正式接触与交流。 彼时任职于中国外交部的小说家、散文家杨朔就曾在其散文“阿拉伯的夜”中,记述了他在 1957 年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召开时与伊拉克小说家加伊卜·塔阿迈·法尔曼交流鲁迅作品的情形。 1957 年,埃及文化代表团应邀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作家代表侯勒米·穆拉德回埃后在其编著《我的书》中记载了中国见闻,并介绍了中国文学概况(郅溥浩、丁淑红、宗笑飞 454)。
这一阶段,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深刻影响了中国作品的阿语译介活动。 1950 年代中期,埃及《新月》杂志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论文学艺术》的阿语译本(431)。 阿拉伯国家的左派机构组织翻译并出版发行了大量毛泽东的论著和诗词,其中有很多译作成为经典。 如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家的出版社都曾出版发行从英文、法文等语言转译的毛泽东论著。 据统计,阿拉伯出版社自发翻译了约 30 种毛泽东著作(薛庆国 328)。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共产主义组织深受中国、越南的游击战战术启发,如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法塔赫)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将毛泽东的《中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等著作作为组织的必读作品,内容为组织成员所熟悉。
事实上,20 世纪四五十年代阿拉伯沙姆地区有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赴苏联留学。 到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成规模地将党内积极分子分批派往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第一选择是苏联、东德,第二是派往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第三就是中国。 那时,派往中国的党派成员知识分子较少,这是与这一时期译入阿语的俄语作品相比,中文作品译入阿拉伯国家数量和影响较小的原因。 例如,伊拉克伊斯兰学者阿莱维在中国旅居多年,但由于不通中文等原因,他的译作极少。 中阿双方出于政治动机,开展了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论著的大规模翻译,这成为中国作品阿译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 虽然这一翻译活动中的主要翻译对象是政治论著,但同时也带动了对包括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内的诗词和其他革命文学作品的阿译。
阿拉伯国家在与中国建交后,除了中文的革命论著得到阿译和传播,鲁迅、巴金等作家的作品也被译入阿语,尤其是反映了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斗争精神的作品被阿拉伯国家的出版社主动译介出版。 1956 年 5 月,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双边建交适逢鲁迅逝世20 周年,埃及为纪念鲁迅出版了《鲁迅小说选》阿译本,其中包括“孔乙己”“故乡”“幸福的家庭”等。 此外,埃及作家迈卡威从德语译本转译了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药”“孤独者”“一件小事”“铸剑”等,在埃及以单行本出版发行。 除了这些译本,1956 年埃及《读书》杂志也刊登了鲁迅的阿语译作,包括“药”“孔乙己”“故乡”等短篇小说(哈赛宁 33)。 1956 年 8月,叙利亚与中国建交。 同年,大马士革出版社出版了迈哈密·苏海勒·艾尤比翻译的《阿 Q 正传》和《故事新编》等作品。 1980 年大马士革出版社又出版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 。 由于亚非作家会议上中阿文学界的直接交流,更重要的是对鲁迅、巴金等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地位的认同,且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一时期译入语环境的政治和文化需求,这些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率先被阿拉伯译者译介。
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不仅直接影响了对作品的翻译选择,还间接影响了译者的翻译策略。 这一时期部分中国文学作品在译介过程中被阿拉伯译者寄予或放大了其中的反封建反殖民内涵,并被阿拉伯文化语境所接受。 如叙利亚著名散文作家赛阿德·萨伊布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将《阿诗玛》从法文转译为阿文,他在前言中特别强调了这部神话诗集展现出的女主人公阿诗玛和撒尼族人民为了自由和尊严而斗争的精神,却将诗歌中的爱情主题搁置一旁。
亚非作家会议持续召开到 20 世纪 70 年代,参与者包括 50 多个国家的近百名作家。 然而 1966 年,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之后,中国作家便不再出席亚非作家会议。 令人遗憾的是,在中文书写的文学史中还未有对亚非作家会议的详细记载,在世界范围内也尚未有对亚非作家会议记录的完整资料集(王中忱 415)。 个别阿拉伯作家由于在特殊时期后与中国阿语界有深刻密切的交往,其事迹才得以被记录下来。 如时任北京紧急会议叙利亚作家代表团副团长的萨拉迈·奥贝德,1972 至 1984 年间在北京大学阿语系任教,在华期间参与编纂词典并翻译了多本中文著作(郅溥浩、丁淑红、宗笑飞 443)。 但是,其他通过亚非作家会议和中国文学界产生联系的阿拉伯作家的事迹却难以考证。
(三) 译介特点与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亚非作家会议是第三世界国家加强联系和相互声援的一种文学外交手段,其被赋予的政治意义大于文学交流意义。 事实上,文学活动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这一时期的中阿文学创作、译介和交流活动都是在政治语境中有轨迹地进行着。 亚非作家会议框架下的中阿文学交流,其性质和功能与国家在特定时期国际形势中所处的位置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首先,这一时期的中阿文学交流充分体现了国家在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从参与人员、交流形式和译介作品等方面体现了严格的纪律性。 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为时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团长为周扬、巴金,这些作家都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流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符合当时译出语环境的意识形态,与会的行为辞令都服从外交部门的指示。 而阿拉伯国家的作家代表团也由各国政府文化部门选派,主要由左翼作家构成,他们的作品中体现了鲜明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 双边直接的文学交流形式主要有亚非作家会议和作家代表团互访等,这些交流都是经由官方组织且围绕较为固定的政治主题内容进行的。
其次,这一时期双边文学互译活动具有不平衡性,中方主动译介的热情大于阿方。 中国官方文化机构出于对阿拉伯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组织编写、发行了文学专刊,并译介了不少阿拉伯作家的文学作品。 1958年 7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们和阿拉伯人民》一书,其中收录了中国诗人冯至、卞之琳等为声援阿拉伯人民解放事业的诗作、文章,以及由俄文转译来的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埃及作家的短篇小说的译文(郅溥浩、丁淑红、宗笑飞 54)。 此书后于 1958 年 12 月由外文出版社翻译成阿拉伯文出版。 在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召开期间, 《中国文学》 ( Chinese Literature)刊登了“中东事件”特辑,汇编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作协对阿拉伯人民民族解放事业的声援。 反观阿拉伯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活动,会发现亚非作家协会的官方出版物《莲花》(Lotus)作为第三世界文学作品交流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对各国文学作品译介的数量和种类并不平衡。 《莲花》更侧重于对西亚和非洲文学的介绍,中国文学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莲花》曾刊登包括阿拉伯反抗文学作家格桑·卡纳法尼、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等的作品,但对中国作家的作品鲜有收录,这一点或许与其总部地点和出版语言有关。亚非作家会议及其出版物《莲花》的设立初衷是通过作家联盟打造一个反殖民主义的亚非文学共同体。 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文学的“政治功能”被放大,文学创作主要围绕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展开,一方面导致译出语环境的文学创作空间被压缩,而另一方面译入语环境的接受“口味”也变得相对局限,故而在这一时期被阿译的中国文学作品类型非常有限。 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引起阿拉伯国家广泛关注并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是政治论著,尤其是毛泽东的作品。
值得探究的是,亚非作家会议的召开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学在阿拉伯国家“现象级”的翻译和传播。 这或许是因为中国作家在 1966 年退出亚非作家会议,在特殊年代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下中断了与第三世界作家的联系与交流,放缓了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步伐。 但是,当时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和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在民族主义运动、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其社会主义人士和部分民众在意识形态上相对其他阿拉伯国家民众更亲近中国,由此奠定了对中国友好情谊的基础。 即使在外交关系发展过程中有诸多复杂因素影响着中阿关系,但上述阿拉伯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友好情感持续到当下,具体表现为他们对中国发展的密切关注和对中国发展理念的高度接受,这也进一步影响了现当代中国图书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效果。 埃及希克迈特文化集团负责人艾哈迈德·赛义德称,在目前阿拉伯国家举办的国际书展中,中国图书在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等国的销量高于其他阿拉伯国家,这与当地民众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友好情感密不可分。
三、 阿拉伯世界翻译出版中心对中国文学的阿译
出于相近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境遇,图书出版业发达的阿拉伯国家对中国作品的译介都曾有重视古代作品和左翼文学的倾向。 但随着阿拉伯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各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出版业凸显出新格局。 不同文化出版中心由于各自文化环境和汉学发展情况的差异,对中国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的译介活动也表现出不同特点。
(一) 译介背景
上世纪 50 年代,阿拉伯世界的两个重要翻译出版中心是埃及和沙姆地区(以黎巴嫩、叙利亚为主)。 由于 1798 年拿破仑率军入侵,埃及从 18世纪末受到法、英等国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上的殖民影响,从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先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大力推进工业发展和政治改革,并参照西方教育体系建立现代化大学。 由此开始,埃及的图书翻译和出版印刷业蓬勃发展,在文化生产方面积累了其他阿拉伯国家难以比拟的先天优势,并逐步跃升为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中心。 沙姆地区因在 19 世纪中叶受英、法等国占领,在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方面较早地开始了近代化发展。 而独立建国后的黎巴嫩又以其政治言论相对自由,成为多元思想的避风港和容“声”之处,其出版社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学者、团体和机构出版图书的首选。 此外,黎巴嫩也因相对多元平衡的文化环境,在近代较早地开始了对外文图书的翻译和出版。
由于阿拉伯国家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阿译出版活动到 20 世纪末才初具规模,因此以上对 21 世纪前阿拉伯世界翻译和图书出版中心的发展背景仅做简要介绍。 新世纪以来,埃及因为翻译出版业历史悠久、高等教育人才资源丰富等原因,仍保留着其作为阿拉伯世界翻译出版中心的影响力。 据统计,截至 2023 年埃及共有约 1500 家出版社和出版公司。除此以外,埃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资源丰富。 在纳赛尔统治时期,埃及大学数量增加且大学教育对所有埃及公民免费,因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数量远高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然而,大学教育资源并没有相应增加,这导致埃及的教育质量逐渐下滑。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埃及的汉语教育和汉学研究也发轫于这一时期,从而成为阿拉伯世界中国文学阿译和传播的中心。在纳赛尔时期创办的艾因·夏姆斯大学,其建立初衷是成为与世界接轨的新型大学,故而该大学开设了在埃及全国范围内的诸多首个外语语言文学专业,中文系是其中之一。 该系于 1958 年成立并开始招生,已成为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阿汉翻译和汉学研究的重镇。
20 世纪 90 年代起,由于石油业的迅猛发展,海湾地区经济迅速增长。为解决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以科威特、阿联酋为首,海湾地区从国家层面开始大力支持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从而加强自身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的文化影响力(邹兰芳、赵希 17)。 通过支持文学创作、外文图书翻译和出版,海湾地区成长为新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翻译和图书出版业的又一个中心。 由此,海湾地区逐渐取代了阿拉伯世界传统的文化翻译出版中心,成为阿拉伯当代文化生产的中心。 而埃及、伊拉克和沙姆地区由于较大的人口和读者基数、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出版业的传统优势,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消费中心,由此形成当今阿拉伯世界文化生产中心与消费中心逐渐剥离、分处两地的格局。 但埃及和沙特既是阿拉伯世界文化生产中心,也是消费中心。 据统计,2023 年 4 月沙特人口已接近 3700 万,约占阿拉伯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此外,由于基础教育的普及,沙特文盲率逐步下降。 因此,沙特具备较大的读者基数,成为阿拉伯世界重要的文化消费中心之一。 2016 年,沙特还制定了《沙特 2030年愿景》 ,在社会文化改革方面确立了包括宗教温和化及社会世俗化等国家转型目标。 在这一背景下,沙特开始重视翻译外文作品,重视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与互鉴,逐渐成为阿拉伯世界重要的文化生产中心之一。
(二) 译介活动
叙利亚和黎巴嫩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活动集中于 20 世纪 90 年代。但早在 1951 年,黎巴嫩阿拉伯辞典出版社就出版了萧乾小说《土地回老家》的阿译本,这可能是第一部被翻译成阿文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品。 1956年,叙利亚大马士革出版社出版了迈哈密·苏海勒·艾尤比翻译的鲁迅作品,这或许与亚非作家会议的召开有关(郅溥浩、丁淑红、宗笑飞 453)。
黎巴嫩在上世纪 90 年代对中国作品的译介集中于典籍和古代文学作品,新世纪以来对中国当代作家的代表作进行了主动译介,翻译出版的主要作品如表 2 所列。
与黎巴嫩不同的是,叙利亚除了中国古典作品,还对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给予了较为密切的关注,翻译出版了巴金、老舍和茅盾等作家的代表作,叙利亚自 1980 年代起翻译出版的中国作品如表 3 所列。
从以上翻译活动可看出,黎巴嫩作为阿拉伯世界传统的翻译出版中心之一,对中国作品的关注重点是古代思想典籍和文学名著;而叙利亚或许出于其执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的政治倾向,从 21 世纪初翻译出版了反映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品。
埃及是最早开展汉语教育和汉学研究的阿拉伯国家,已成长为阿拉伯世界汉语教育和汉学研究中心。 21 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汉语教育的发展步伐迅速加快,阿拉伯国家的高校纷纷开设中文系。截至 2023 年,阿拉伯地区已有 9 个国家约 25 所高校开设了中文系。 但由于专业创办历史短,很多大学仅培养出一到两届毕业生,本国的汉学家和翻译家还未成长起来。
除汉语教育历史悠久外,埃及高校的中文系数量也位居阿拉伯国家榜首。 目前埃及共有 10 所高校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中有艾因·夏姆斯大学、爱资哈尔大学、开罗大学、亚历山大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阿勒旺大学等。 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成立于 1958 年,是埃及最早设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 但在上世纪 60 到 70 年代,一方面由于埃及深陷中东战争导致国家经济损失惨重(褚蓓娟 252),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在“文革”时期中断了与许多国家的联系和交流,艾因·夏姆斯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一度停办至 1977 年,故而至 1995 年该系历届毕业生总数还不到 20 名。 21 世纪以来,埃及的汉语言文学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爱资哈尔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和亚历山大大学分别于 2002、2006 和 2019 年建立中文系。 截至 2018年,师资力量雄厚的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的在校本科生已逾千名(252、253),被誉为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汉语教学的“航母”。 埃及的阿齐兹、穆赫森、娜希德·阿卜杜·易卜拉欣、哈赛宁和雅拉·马斯利等中国文学翻译家、汉学家均毕业于该校。
因此,埃及不仅享有阿拉伯世界翻译出版中心的传统地位,还拥有较为深厚的汉学研究和翻译人才基础,这使得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中国文学阿译与研究的中心。
1956 年,埃及作为第一个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建交,双边关系的发展也从政治外交辐射至多个领域。 从这一年开始,埃及多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多部现代中国文学作品。 如 1956 年,埃及哈纳出版社出版《阴谋》 (郭沫若的话剧剧本《屈原》阿译本)。 1956 年鲁迅逝世 20 周年,埃及出版了《鲁迅小说选》阿译本。 此外,埃及还翻译出版了鲁迅的《阿 Q 正传》 《狂人日记》《药》《孤独者》等小说单行本(哈赛宁 33)。 除了这些译本,同年埃及《读书》杂志刊登了鲁迅的阿语译作,包括“药”“孔乙己” “故乡”等短篇小说,以上译作都早于中国外文出版社 1964 年版的《鲁迅小说选》阿译本。由此可见,在中埃建交之际,埃及主动发起了对现代中国文学的阿译。 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埃及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活动蓬勃发展,集中于对现当代作品的翻译和出版,至 2018 年翻译出版的主要中文作品如表 4 所列:
除了大力组织翻译出版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埃及官方文化机构如国家翻译中心还于 2007 年主办翻译研究期刊《桥梁》 (AWASER),其中设有中国文学翻译专栏,介绍中国文学发展动态。 2012 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震撼了世界文坛,同时使得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意识到当代中国文学已经与阿拉伯文化语境中对中国文学的印象大相径庭。 为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埃及率先集中翻译了莫言的多部作品。 莫言作品的集中阿译打开了当代中国文学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翻译和接受的新局面,2013 年以来大量当代中文小说被高效译成阿文,并以埃及为辐射中心,通过书展和电子图书等方式向各阿拉伯国家传播。
埃及官方文化出版机构对中国文学的译介,间接引起了一些商业出版社对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关注。 在这股翻译热潮下,埃及丝福萨法出版社、阿拉比出版社等对当代中国文学代表作家的作品予以集中译介,涉及的作家和小说主题类型丰富。 2018 年,余华的作品被多次阿译,成为继莫言之后被译介最多的中国当代小说家。 除余华外,一些曾获中国文学重要奖项的当代作家的作品也被阿译,如迟子建、苏童、叶梅、周大新等。
海湾国家开展中国文学翻译出版活动的时间较晚。 科威特是海湾国家中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双方于 1971 年建立外交关系。 1973 年,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刊登了埃及学者穆斯塔法·塔赫塔维的文章“中国诗人李白”,简要介绍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成就(郅溥浩、丁淑红、宗笑飞 455),是目前可查到的科威特公开发表刊物中最早介绍中国文学概况的文章。1988 年,科威特新闻部出版了埃及汉学家阿齐兹翻译的《日出》,并将其收录于“世界戏剧丛书”系列,该书先后在 22 个阿拉伯国家出版,出版范围之广是目前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阿译本中较罕见的。 此后,科威特国家文化艺术文学委员会又接连出版了阿齐兹翻译的三部当代中文小说,具体如表5 所列。
阿联酋对中国文学的阿译晚于科威特。 2009 年,阿布扎比文化遗产管理局请埃及汉学家阿齐兹推荐现当代中文小说进行翻译,经译者与出版机构反复甄选,在 2010 年先后翻译出版了沈从文的作品《边城》和收录了“萧萧”“丈夫” “雏虎” 三篇短篇小说集的《小新娘》 (阿齐兹 17)。2014年,阿齐兹翻译曹禺的《原野》由阿布扎比文化遗产管理局出版。2015 年,阿联酋回响新闻出版社出版了雅拉·马斯里翻译的苏童小说《1934 年的逃亡》。
由于与中国建交历史短、汉学发展起步晚,海湾地区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出版活动不及埃及等国。 但通过国家赞助文学译介活动,设立国际及区域文学翻译奖项等方式,海湾各国不断提升对中阿人文交流的影响力。 截至目前,在阿联酋“Kalima”文化工程、科威特文化艺术与学术委员会奖彰、阿联酋“谢赫·扎耶德国际图书奖”、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翻译奖”和卡塔尔“谢赫哈马德翻译与国际谅解奖”的赞助框架下,已有多名中阿翻译家和多部译作获得奖彰,中国文学阿语译介事业也在阿拉伯文学界、翻译界引起更广泛关注。 国家机构和官方组织赞助等措施,充分显示出海湾各国已将“文学互译”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其中,阿联酋“谢赫·扎耶德国际图书奖”和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翻译奖”在表彰对象上都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国家主体站位,即注重鼓励和表彰为本民族文学、文化译介传播到异国文化语境做出突出贡献的团体和个人,奖项旨在促进阿拉伯文化事业的现代化发展,并提升国家在区域层面的文化影响力。 “谢赫哈马德翻译与国际谅解奖”则专注于文学和文化翻译的评奖,并在评奖范围上更注重文化交流的双向性。
(三) 译介特点及影响
叙利亚和黎巴嫩对中国作品的译介活动开始较早。 由于这一阶段阿拉伯世界的汉语翻译人才培养尚处萌芽阶段,对中国作品的阿译并非直译,而是借由英文或法文译本,在翻译作品的选择和译介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译介的影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左右,如叙利亚文化部等一些隶属于阿拉伯国家的文化机构开始从官方层面对中国文学的阿译和传播予以赞助,这是中国文学开始被阿拉伯主流文化语境注意、认同并接受的标志之一。 而埃及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接受情况是阿拉伯国家中条件最充分、规模最广泛且影响最深远的。
首先,从译介条件来说,埃及的图书翻译出版业历史最悠久且出版业体量庞大,远超其他阿拉伯国家;埃及的汉语教育和汉学发展程度最高,具备完整的本科至博士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体系,目前活跃在中国文学阿语译介的汉学家和翻译家绝大多数为埃及学者。 2010 年以来,新一代埃及汉学家的译作数量不断增多,其译作受到包括埃及、突尼斯和阿联酋等国的国家翻译出版项目支持出版,已成为阿拉伯汉学界和中国文学阿译事业的中流砥柱。
其次,埃及对中文的译介与接受规模在阿拉伯世界是最广泛的,在中国作品译介的种类上,包括思想典籍、小说、散文、诗歌和儿童文学等,在时间跨度上几乎覆盖了中国文学和思想史各阶段的重要作品。 在译介形式上有学者自发翻译、国家文化翻译工程赞助和商业出版社赞助等模式,显示了埃及的中国文学译介主体的多样性。
最后,埃及的中国文学译介和接受是阿拉伯国家中影响最深远的。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埃及高等学府如爱资哈尔大学等就吸引中国留学生和穆斯林学者前往深造。 如中国阿语界泰斗马坚先生和纳训先生是最早的正式留埃中国学生,在埃及自发开启了对中国文学和思想著作的阿译活动,其译作被埃及当地出版社出版并在文学报刊刊登,是最早被译介为阿语的中文作品。 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埃建交后,双方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埃及由点及面地带动了阿拉伯世界对中国发展模式和文明成就的关注。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埃及本土培养的第一代汉语翻译人才和汉学家开启了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阿语译介,一改既往借助中介语言翻译中国作品的译介模式。 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汉语教育和汉学研究重镇,到 21 世纪已积累了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具备的汉学人才储备和学科基础,埃及汉学界的中国文学议题已从译介转向研究,使得中国文学阿译活动逐步摆脱了西方译介的影响,并逐步凸显出译入语文化环境对作品选择和翻译的作用,以及阿拉伯文化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审美的接受倾向。
由科威特、阿联酋在国家层面对中国文学阿译的赞助活动可看出以下6 个特点。 首先,译介项目的赞助人均为官方文化机构。 第二,译介项目的合作方式均是官方文化机构出版社招募阿拉伯汉学家推荐翻译书目并进行阿译。 第三,官方文化机构与汉学家的合作稳定且持续,尤其是科威特新闻部、国家文化艺术文学委员会和埃及汉学家阿齐兹的合作,持续了20 余年。 第四,译者在译介项目中主导翻译书目的选择。 如阿齐兹根据自己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以及对中国作家的喜好,集中翻译了曹禺、余华等作家的作品。第五,海湾地区出版社或翻译项目在对外国著作的翻译选择上受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译介的影响较大,倾向于选择在西方译介环境中接受效果较好的异语作品,而且对其他国家文学作品的翻译,大多通过西方语言译本转译。 最后,海湾地区翻译出版的书籍受国家大力赞助,不以营利为目的,往往印制精美、价格低廉,发行量远超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出版机构,因而在整个阿拉伯地区图书文化市场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在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国家积极响应的背景下,中国在海湾国家的经贸领域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海湾国家纷纷出现“向东看”和“汉语热”趋势。 阿联酋教育部于2018 年宣布将中文列入公立中小学教学规划大纲,计划到 2019 年在全国范围内 100 所中小学开设中文课程,到 2022 年底阿联酋全国有 153 所中小学教授中文课程。 而沙特于 2019 年宣布将中文纳入所有教育阶段课程,2022 年计划将中文列入 746 所高中的教学课程。 汉语业已成为海湾地区的第三外语,与法语和西班牙并列,紧随英语之后(廖静 15)。 但由于以上融入中文教学的阶段属于基础教育,与汉语言文学专业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有较大差距,目前对中国文学的阿译事业没有直接或显性作用。可以预见的是,海湾地区中文基础教育的蓬勃发展将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接受奠定良好的受众基础。
结 语
中阿文学交流互译史起点虽早,但却是一段不连续、实证有限的过往。近代最早的中国文学阿译活动始于上世纪 30 年代末,由赴埃留学的中国回族学者自主发起,他们翻译了《论语》等典籍和鲁迅、朱自清等现代作家的散文短篇,在埃及当地出版社和报刊上出版刊登。 阿拉伯学者对中国作品的主动译介则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在宗教文化和诗歌传统的影响下,他们译介了中国哲学思想典籍和古典诗歌,既体现了阿拉伯文化语境对古典作品的尊崇,也体现了阿拉伯学者相较于平行比较,更重视渊源和影响研究的整体倾向。 在同一时期,“不结盟运动”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促进了中阿人文外交的发展。 受到新中国革命成功的鼓舞,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官方文化机构组织开展了对中国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论著和现代小说的阿译,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阿译受到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等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阿拉伯世界主要的翻译出版中心呈现出多元的接受倾向,黎巴嫩、埃及和阿拉伯海湾国家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引进各有侧重。 阿拉伯世界汉学研究的发展也推动阿语译介逐步摆脱早期西方中介语言译介的影响,逐步形成了对中国文学作品独立的审美倾向。
诚然,相较于英语、法语,中国文学的阿语译介和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若应用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路径,把翻译活动和译作回置于它们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中国文学阿译研究将突破传统翻译批评的藩篱,在很大程度上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为厘清中阿历史交往脉络和理解中阿文学关系提供新方法和新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