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南方周末》发表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府鑫和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霖教授的文章,题目是《巴以舆论战开打,以色列缘何撤销公共外交部?》,以下是文章原文。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22日,以色列内阁通过电话投票方式决定撤销该国主要负责公共外交、对外宣传事务的信息部(新闻报道中普遍称之为“公共外交部”),并称将该部的预算转移到加沙地带周边社区的恢复重建之中。
是以色列政府同时针对其国内公众与国际社会的一次姿态展示。
对内裁撤所谓不作为部门,寻找替罪羊,并尝试同质化国内舆论。对外展示破釜沉舟的意志,外界任何尝试干涉以色列意志的行为均会遭到拒绝。
解散公共外交部有何寓意?
“公共外交”一词最早由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埃德蒙·格利恩教授于1965年提出,他认为,公共外交就是保证自己国家与外国间保持有效的“思想联系”。更通俗地讲,公共外交是一种开展国家行销,塑造正面的、良好的国际形象的战略策划,是争取国际民心的“民心工程”。
而以色列此次直接宣布了公共外交部就地解散,显而易见就是其已深切感受到国际舆论的变化,以色列的对外宣传部门对此难辞其咎,虽然以方在正面战场具有压倒性优势,但是在舆论战场上却没有展示出相应局面,其背后原因值得推敲。
首先,全球舆论令以色列难堪,这不仅严重干扰了以色列即将进行的打击报复行动,而且有进一步削弱以色列内部团结的可能性。
在这种氛围下,公共外交部部长Atbaryan的主动辞职,不仅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更是有作秀力挺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意思,她称,“撇开自我不谈,在如此可怕的战争时期,运作部门是一个昂贵的问题,以色列人民需要每一分谢克尔”。
10月12日,《耶路撒冷邮报》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近五分之四的民众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要对此次哈马斯大规模渗透并屠杀犹太人负责,因此,以色列政府不仅需要在此刻团结内部一致对外,更要考虑到潜在的战后的政治清算。
其次,以色列内部斗争仍然复杂多变,深刻影响了以色列的安全环境。
以媒指出,公共外交部不仅没能尽到其应尽义务,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干涉以色列内部事务。这位来自利库德集团的部长曾利用其职权大力助推政府的司法改革,并发表了一系列煽动性言论,比如,在2023年4月,Atbaryan直接指出,军队、警察和媒体所组成的深层国家网络正在努力推翻政府,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了2016年未遂政变前的土耳其政府是如何描述居伦运动的,凸显以色列国家与社会正在被逐步撕裂。此外,她还对其政治批评者进行伤疤揭露式的攻击,凸显其右翼保守的极端强硬政治立场,这与以色列渴望圆滑处理其国际宣传事务相悖。
事实上,在部门瓦解之前的10月12日,她就发布了辞职声明,称其部门的权力被削弱,侨民事务部与公共外交部之间出现了权力重叠,公共外交部在新政府成立后半年才获得预算。
这是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后,首位辞职的内阁成员。这也只是以色列国内斗争的一个缩影。
此次巴以冲突,仅从技术层面分析,站在绝对中立的政治立场上,对以色列造成了极大震慑,形式上堪比第四次中东战争,心灵创伤上堪比美国“9·11”事件。这与以色列在过去一年内推动司法改革所导致的国内民意撕裂不无关系,其背后的根源是以色列内政中长期存在的左右之争、宗教与世俗之争以及近些年来政府频繁更迭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根本性危机。
正所谓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以色列近期政局的混乱严重影响到了其军队系统与情报系统,给了哈马斯趁虚而入的空间,加之沙以媾和进程即将步入最终章,哈马斯急需给予国际社会一记重拳,向世人证明,中东和解倘若绕开巴以问题就是本末倒置。
最后,这次解散公共外交部预示着更大规模血腥行动箭在弦上,以色列国内正着手整合一切资源,全力备战,以国内对巴作战的思想亟需形成统一战线。
以色列此举也在为被扣押人质的安全做着最坏打算,即存在无视哈马斯手里的人质砝码,无视国内外倾向于和解谈判的声音,对哈马斯进行彻底清算的可能性。但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以色列边境陈兵数十万却犹豫不决,拜登访问时,发表的“对以忠告”等等这些均证明,对加沙的大规模地面战不仅会影响以色列的国际形象,更有可能造成以色列内部进一步分裂。
舆论战场形势焦灼
作为承载公共外交行为的媒介,了解巴以冲突的窗口,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与近年来爆发的多场冲突类似,舆论场就是各方开辟的第二战场。
如今,发达的各类技术手段,诸如5G、流媒体、人工智能以及基于移动端的社交媒体网络,使得舆论战场鱼龙混杂,真假难辨,且局势瞬息万变,所带来的“信息潮”对于缺乏一定专业知识的大众具有极强的诱导和分化立场、价值观以及制造对立情绪的能力。
综观此次巴以冲突中的舆论战,其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首先,流媒体以及网络直播技术的发展成熟,给予全球受众对于巴以冲突更强烈的视听冲击,信息传播的时效性与冲击力大幅增加,同时也为虚假信息的繁衍提供了温床,各种阴谋论、历史-现实信息混淆宣传,社交媒体上的虚假账号以及机器人水军层出不穷,在扩大了关注的同时,掀起了世界范围内两派的对立。这其中包括立场对立(挺以还是挺巴)、宗教对立(犹太教与伊斯兰教)、民族对立(阿拉伯民族与犹太民族)、派别内对立(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内部均存在温和主和派)。
在哈马斯发动袭击之时,其使用重型推土机突破加沙隔离墙并在以边防哨所内进行血腥杀戮的过程进行了网络直播,此视频在阿拉伯世界掀起新一轮宗教、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也直接激怒了同情犹太人的群体。正是由于互联网与移动端设备的普及,战争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可视化和透明化,成为了滋生舆论战的温床与土壤。
其次,西方媒体在报道此次巴以冲突时,措辞均为哈以冲突(Israel-Hamas War),而不是巴以冲突。这凸显了此次冲突的不对称性,以及为以色列潜在高烈度军事打击的预防性背书。背后隐藏着对于国际法、战争法漏洞的挑战,因为战争法的适用对象是主权国家,以色列国防军对哈马斯的打击极有可能是一场“警察化的战争”。如此叙事也会将大众从民族宗教冲突的视野中剥离开,反恐战争的正当性显然要大于领土争夺战,由此可见,立场蕴含在叙事策略之中是亘古不变的模式。
再次,此次冲突的舆论战具有典型的下沉与外溢效应,此次冲突已然跳出了巴以、哈以矛盾,出现外溢与阵营化趋势。目前,双方均在为自身寻求战争合法性而努力,且已经从国际权威媒体层面下沉到了大众娱乐媒体层面。双方在他国地域上演隔空话语权争夺战,这在以往的战争冲突中所不常见,却又是现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必然。
最后,在以色列宣布解散公共外交部后,从某种意义上已经自食恶果。
10月24日,哈马斯公开释放了两名以色列老妇人,其与蒙面哈马斯成员握手道别的视频在社交平台疯传,随后面对数十名记者,被释放的老人表示哈马斯对待他们十分友好,有求必应。亲历者的叙述是极具冲击力的,这压缩了以色列目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舆论空间,也引起了以色列媒体质疑。
巴以双方在进行战争叙事时的博弈从未间断,互相围困不仅是现实战场上的写照,更是网络舆情上的表现。这正是巴以间的结构性矛盾在国际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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