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再次举起所谓人权外交大旗，试图对中东国家的人权状况表现出比上届政府的更多关切。此举不禁让人想起去年年底的一则消息，其所谓“人权卫士”的身份再次引发质疑。

   2020年12月15日，伊拉克政府表示将在近期向瑞典和德国的法院提起诉讼，控诉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时期在该国领土上使用贫铀弹从而对平民生命健康与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恶劣罪行。有伊拉克官员撰文表示：“最大的悲剧是，伊拉克政府多年来毫无作为，既没有清除国家内部的污染，也没有呼吁国际社会要求美国及其盟国承诺清除国家内的污染，或向它们索要赔偿。”据称，美国于1991年、1999年和2003年三次使用贫铀弹袭击伊拉克境内目标，即便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算起，这场国际索赔也至少迟到了17年。伊拉克战争带来的生态危害是巨大和长期的，据估计至少需要500亿美元的庞大预算来完成该国生态系统的重建，这对于百废未兴的伊拉克来说难度可想而知。而随着伊拉克国内包括癌症、中风、肝病、流产、早产和先天性畸形等各种疾病的发病率的显著提升，这场战争带来的生态灾难显然已演变为一场严重的人道危机。现代意义上的“战后正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清算战争罪行、确保战败国的政治自由以及承担战后重建义务，其中清算战争罪行、厘清战争责任是“战后正义”的首要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伊拉克战争仍未真正结束。

生态灾难后果严重

据联合国估计，1991年美国在伊拉克至少使用了230吨贫铀弹，2003年又使用了2000多吨。有研究显示，贫铀弹爆炸后产生的细微颗粒将会长期破坏生态环境，导致受污染地区肿瘤、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增加，并给人体带来多种伤害，如引起造血障碍、生育能力下降、生长发育迟缓等病症。据伊拉克政府官方统计显示，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之前，伊拉克每十万人中有40人患癌，到1995年这一数字增长到800，而到2005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达到至少1600。同时，巴格达、巴士拉和费卢杰等城市的出生缺陷比率比曾遭受原子弹袭击的日本广岛和长崎高出14倍。目前的估算显示，这一增长趋势仍在继续。

同时，战争导致该国水资源受损严重。伊拉克战争打响之后，包括首都巴格达和第二大城市巴士拉在内的主要城市均遭到了美英联军的猛烈轰炸，城市的供水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同时，大量的贫铀弹造成河水与地下水的污染，此外，被炸毁的炼油厂和化工厂的大量有毒化学物质流入河中也造成河水污染，使两河污染的程度和范围进一步扩大。伊拉克城市居民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主要城市都是沿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建立起来的。世界水理事会负责人曾指出，伊拉克战争对这一地区的水资源和饮用水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污染，进而导致水危机，直接威胁到这一地区的民众健康和生命安全。

此外，伊拉克战争期间，伊拉克南部鲁迈拉油田的多处油井着火，巴格达地区周围战壕里的大量石油已被点燃，伊拉克南部地区、巴格达甚至科威特上空及其周围地区一度浓烟滚滚、黑云密布。石油燃烧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都会造成极大危害。石油燃烧后释放的大量二氧化碳，将会加剧全球变暖，导致病毒细菌孳生蔓延，进而引发各种疾病；燃烧释放的大量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遇水后会形成腐蚀性极强的酸雨，对陆生植物、水生植物以及名胜古迹都会造成灾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石油燃烧释放的二恶英等大量剧毒物质，被人体吸收后会引发各种癌症，增加人类的死亡率。有环境专家估计，伊拉克战争造成的油井大火，不仅会使中东地区的环境恶化，而且还会造成全球性大气污染，因为油井大火会把污染物抛向空中，并随风力扩散到世界各地。

揭示人类战争伦理的局限性

从生态角度来说，“战争伦理”就是要维护绿色和平、规避作战行为侵犯生态利益的人道原则。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伦理考虑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们寻求某种能使他们最佳地适应人类共同体的道德的“人际伦理学”，加入环境伦理要素的战争伦理，其内涵则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其目标是可以更好地约束人类的行为，减少选择战争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几率，减轻人类战争带给环境的伤害，并使环境在战争之后还有恢复的希望与能力。

在美伊交战之前和战争进行期间，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根据战争法准则，试图利用战争伦理将战争的人道破坏和生态破坏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如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多次就伊拉克环境问题提出建议，2003年3月22日，该机构宣布其下属的“冲突后评估小组”开始研究伊拉克的环境保护问题，以便对未来人道主义救助和重建工作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环境问题作出初步评估，并就避免和减少环境危险提出建议。

尽管国际社会基于战争伦理努力制约人类军事活动，维护人类生态安全，但在伊拉克战争当中，在西方大国国家利益面前，战争伦理的脆弱性亦成为其维护被攻击国家生态利益的最大局限。如战争法规定，在战争中，交战国的合法目的是消灭敌国的武装力量，但也不能毫无限制地选择伤害敌方的手段和方法，主要是：禁止狂轰滥炸，包括对不设防的城镇、乡村和住宅以及攻击和围攻宗教、艺术、学术、医院及慈善机构、文物古迹等；在战争中禁止使用极度残酷的武器和有毒、化学和细菌武器及辐射性武器；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手段和方法。而据媒体报道，伊拉克战争当中美军在伊拉克投下了近万枚导弹和炸弹，包括贫铀弹、高能微波炸弹、集束炸弹等现代武器，在乌姆盖斯尔、巴士拉、卡尔巴拉、纳西里耶、纳杰夫和巴格达等城市，随处可见断壁残垣，从政府大楼到医院、学校和民房，从道路和桥梁到自来水、电力设施，都严重受损。

现代战争伦理的局限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生态的角度讲，战争伦理旨在规避战争行为，保护战争发生地乃至全人类的生态利益，而受制于战争伦理的战争行为则是为了实现交战方的国家利益，在战争伦理与战争行为的矛盾面前，人们往往出于国家现实利益考虑而选择后者，这就决定了处于软性约束层面的战争伦理难以突破的脆弱性。比如，美国国防部的下属部门在战前就警告使用贫铀弹会造成严重的健康和环境后果，但这种“预见性”并未阻止贫铀弹的大量使用，也未促使美英清扫战场。战争伦理与国家利益的选择取向便体现于此：贫铀弹可帮助美英军队快速制胜，而战场远离本土，于是美英不仅可以忽略“预见性”后果，并且在战后还可以袖手旁观。其次，现代战争伦理的发展和更新滞后于战争形态的发展。这是由人类认识与实践二者的辩证关系决定的。现代战争伦理的每一次发展与更新都是战争发生之后反省与总结的结果，是人们努力限制战争残酷性后果的亡羊补牢式的结果，战争伦理的这种滞后性客观上也限制了人们约束未来战争行为的能力。

拷问人类环境伦理的脆弱性

始创于20世纪初中叶的环境伦理学认为：环境道德的核心，是建立真正平等、公正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和谐发展与共存共荣。人类环境伦理建立在两个道德原则基础之上：一是人类平等原则；二是人与自然平等原则。环境伦理是一种保护环境和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道德，因为环境是超国界的，因此环境伦理又是一种新型世界道德。

然而从伊拉克战后的生态现状来看，美英联军的行为从本位私利出发，以损害伊拉克人民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为代价来满足其自身的发展需要，这完全背离了倡导代内平等的人类平等原则，实现共同发展更无从谈起。同时，伊拉克战争带来的生态灾难，不仅殃及当代人，还会令其后代难以幸免。正如科学家断言，如沙漠地面地表遭到破坏，其自我恢复需要数百年时间；有证据表明，贫铀弹爆炸后产生的细微颗粒将长期破坏生态环境，对人体带来多种伤害，其中包括生育能力下降、生长发育迟缓甚至死亡。美国绿党曾提出这样的命题：“我们不是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地球，而是从儿孙那里借用了它。”违反代际平等，殃及子孙后代的生态利益，必将影响和危及人类未来的进步与发展。

伊拉克战争的结果是萨达姆的旧政权被最终颠覆、美英以胜利者自居，但同时导致战争伦理遭到侵蚀，环境道德遭遇挑战，人类为自身生态文明的衰落创造了条件，从这个角度讲，战争没有赢家。